川陕苏区一元纸币石印版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有一万五千里在四川境内，约一半的时间在四川度过，很多长征途中耳熟能详的故事，也都发生在四川。
10月21日，四川博物院举行了一场名为“伟大征途上的中国梦——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大展，现场展出近百件红军文物，它们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公开与观众见面。
据了解，为了筹备这次展览，四川博物院从2014年10月开始就组织院内专业人员、成立专门的展览工作小组，对相关资料进行调查、搜集和梳理。
在近2年的筹备工作中，先后有17家博物馆参加本次展览的筹备工作。在展览开始前的布展阶段，华西都市报提前探营，从文物专家、四川博物院学术中心副主任陈默那里了解到了不少珍贵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
据了解，这次“伟大征途上的中国梦——红军长征在四川”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分别以红一方面军入川、红一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携手出川为主要内容，讲述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故事。
这次展出的文物，不仅把观众的思绪带到战火纷飞的那段岁月里，展览还利用了丰富的形式设计来表现展览主题和精神，采用场景复原、二维半场景制作、互动掀板等多种展示手段，全方位复原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艰辛历程。
40块银元与“彝海结盟”介绍人
参展的文物中，有两枚银元非常珍贵，银元来自冕宁县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和彝族同胞之间的深厚友谊就像白银光芒，永不褪色。
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冕宁县大桥镇时，刘伯承经由冕宁地下党同志的引介，认识了通晓彝语、熟悉彝族人风俗的陈志喜，并住在他家。
当时，刘伯承问陈志喜，红军怎样才能顺利通过彝区。陈志喜建议红军做好当地彝族头人中最有威望的果基小叶丹的工作，并说自己是小叶丹的干亲家，可以叫人把他请来。
这位彝族地区的普通汉人，促成了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
临别时，刘伯承拿出20块银元，作为住在陈志喜家的费用。后来陈志喜担任冕宁地方武装“抗捐军”队长，不料于1943年被当地保长派人杀害，时年45岁。
直到解放后，刘伯承才获知陈志喜的死讯，心痛不已。后来，刘伯承派儿子刘蒙到冕宁拜访陈志喜遗孀徐宝珍老人，又从北京给徐宝珍寄过去一段衣料，表达其惦念之情。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与世长辞，徐宝珍还曾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了刘帅的追悼会。
昂州乡苏维埃主席的血衣
1935年冬，红四方面军来到泸定县北部岚安驻扎，建立了康区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历经54天的恶战，红军付出了629人伤亡的代价，谱写了一曲和信仰有关的颂歌。昂州乡苏维埃主席黄清轩的血衣，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这件血衣是泸定县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的重要馆藏文物，这是它首次被运到成都展出。
当年12月5日晚，敌人向岚安的红军发起了攻势，12月11～15日，红军一部向国民党湘军固守的九叉树阵地发起攻击时，敌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碉堡拼死据守，导致红军伤亡惨重，两军的鲜血染红了九叉树山头。随着红四方面军在名山前线的失利，部队不得不逐次后撤，岚安的斗争形势急转直下。
12月26日，为了掩护县委和区苏维埃转移，红三十二军一个排的22名指战员与敌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最终他们悉数牺牲。同一日，来不及突围的区、乡苏维埃领导人及其家属上百人惨遭敌人杀害，其中就包括昂州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清轩。被捕后，地主武装对他和其他同志拳打脚踢，他们个个满身是血，却没有一个人下跪求饶。土豪劣绅们恼羞成怒，竟命令团丁将他们挨个乱刀劈死，并不许人来收殓。
黄清轩的儿子黄守才躲过了这一次搜捕。他回到岚安后，冒着风险将父亲的遗体草草安葬，并将父亲血迹斑斑的衣物小心剥下妥善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黄守才将血衣连同红军赠送的毯子、公文包捐赠给当地政府时，人们才知道在1935年那个艰难的冬月，一个普通贫苦农民在红军精神感召下毅然参加革命并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的故事。而这件象征着为了理想和信念牺牲生命的血衣，也将永远被世人所记住，继续诉说一个革命者对党的无限忠诚。
女红军在宝兴县留下的绣花鞋
1959年10月，成都军区移交给四川省博物馆一批红军文物。在这批文物中，有一双蓝绸绣花女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是1935年女红军住宝兴县明礼乡王马氏家时送给王马氏的。
鞋子长25厘米，按照今天我们的鞋码来计算的话，这双鞋应该是40码，穿着舒适方便，不束缚脚，适宜行走和劳动需要，与传统习俗的“三寸金莲”完全不同。蓝色绸布鞋面上绣有精美的花卉图案，应该为汉族绣花女鞋。
为什么红军文物中有这样一双鞋呢?这双鞋背后其实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原来，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均有女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红军经过四川宝兴的有红一、四方面军，红军队伍曾在宝兴休整过。
红四方面军还在宝兴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军民关系有深入发展。这双绣花鞋应该是1935年秋至1936年2月期间，由来自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女红军留下的。红四方面军中的女红军人数在红军各部队中最多，编入正规部队的有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共2000余名女战士。
捐赠文物的王马氏早已过世，时过境迁，明礼乡王家人告诉文物征集的同志，这双绣花鞋是红军住在宝兴县明礼乡王马氏家时送给这家的女主人的。后来，王马氏为了纪念红军，将这双绣花鞋一直保存了二十多年。经考证，送绣花鞋的这位女红军住到老乡家里，是因为受了伤，需要养伤治病。
王马氏在自己家中对这位女红军悉心照顾呵护，让她调养好身体。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太多的线索去追溯这位女红军是谁，她来自哪支部队，经历了怎样的伤痛和磨难。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位女红军和王马氏在生死攸关的处境里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邛崃陈家人烧制的“红军碗”
在众多的文物征集品中，有一件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的遗留物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它是一只由四川邛崃天台山人陈显春先生于2012年捐赠给国家的红军碗。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邛崃时，陈家人特别为红军烧制了一只红军碗，并珍藏多年，之后捐献给国家。
这件反映红军长征时期的实物也将会在本次展览中亮相，红军碗由红陶制作，通高9.5厘米，口径17.9厘米，底径8厘米，碗上刻有“活捉薛岳、赤化全川”的字样。
据捐赠人介绍，他家祖祖辈辈都从事烧陶、制陶业。1935年11月，长征途中经过邛崃的红四方面军所属红四军、红三十军等部队来到天台、金华山一带活动。陈氏家族在天台、金华山一带开有制陶、烧陶作坊。
当年的红军在这一带领导贫苦大众闹革命，陈家人翻身得解放，他家为了感谢红军特意烧制一批陶碗，并在上面刻上红军当年的宣传口号，分送给当年的红军使用。
1936年2月红军撤离后，陈家人为了保存当年在特殊年代制作余留下来的红军陶碗，将其放置在老屋中的一个密藏处。
20世纪70年代初，陈家后人陈显春等在翻修老屋时才发现当年祖辈所藏的这只红军陶碗。他们十分高兴，把它视为传家宝，精心收藏，直到最后捐赠给国家，以继承父辈遗志，继续宣扬红军精神，传播红色文化。
纸币石印版粉碎“逃跑”谣言
在所有参展红军长征文物中，四川博物院馆藏的川陕苏区一元纸币石印版算是重量级展品之一。
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征集寻找革命文物时，这块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一元纸币石印版在川西北的茂县地区被发现。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开始战略转移，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此前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及其所辖石印局等机构，亦跟随红四方面军几经转移。自通江随军到达旺苍，部队西渡嘉陵江后，石印局又转移至江油中坝地区，之后又随军长征到达茂县地区。在石印局的多次转移中，曾在得汉城、旺苍、中坝等地不断精简设备，遗弃了很大部分笨重机器和部件，但这块石印版却始终随军，直到茂县以后停止发行和使用纸钞，石印版才完成其历史使命，红军将此石印版留在了茂县。
长征途中，机器印版等通常是由马队驮运，“红色银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马背上的银行”，常常由红军妇女独立团护送，有时是由女红军战士背在背上行军。
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干部伍兰英回忆，长征途中，1935年5月上旬，总部命令她们团第一连掩护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去茂县理番地区，她们一面背着银行的物资，一面随时准备与敌人作战。
这块沉重的石印版有力证明了红军长征绝不是漫无目的的逃跑，而是有着坚定信仰和革命目标的战略转移，是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这一崇高理想而奋斗的。
藏族首个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政权
岁月穿梭，史海钩沉，这次参展的不少文物不仅见证了红军的伟大精神，同时也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大金川抗日救国军西路总司令”木印就是其中典型的物证。
大小金川的“格勒得沙共和国”，以前罕有在历史教科书中出现，如今凭借这枚木印，曾经红军在藏区建立的这个革命政权也逐渐浮现于人们眼前。
大小金川流域包括今天的金川、丹巴、小金等地，历史上汉、藏、回各族群众世代杂居。1935年冬至1936年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帮助当地群众建立了一个少数民族自治的苏维埃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格勒得沙”是嘉绒藏语的音译，意为藏族人民。
格勒得沙共和国首府位于绥靖，所辖的范围大体是：北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南，东自鹧鸪山以西，南至小金、丹巴两县，西至壤塘一代，包括了大小金川流域为中心的大约六个县的区域。
格勒得沙共和国，是红军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的生动实践，它的诞生，用行动向世人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奋斗目标。
事实上，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所属各级苏维埃以及革命党、革命军，在配合红军作战、保卫胜利果实、恢复社会生产、扩充红军兵员、供应红军给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格勒得沙共和国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帆四川博物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