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受害者：控诉日军细菌杀人这是一辈子的战斗
细菌战受害者经常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对日诉讼。
控诉日军细菌杀人我不放弃
11月4日，是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一群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共同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商议对日诉讼索赔。70多年前，日军对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仅湖南常德，就有超过1.5万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而今年，前来参加集会的细菌战受害者明显减少。
“1997年，我们有61位原告参与对日本细菌战的诉讼，现在只剩下21位，2/3的人已经去世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徐万智叹息说。70年过去了，细菌战对他们的伤害依然在延续。有人截肢截瘫、终生残疾，有人全家遭戕害，只剩一根独苗。20年间，来自湖南常德、浙江丽水、义乌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开展了对日本的细菌战诉讼，但日本法院却始终拒绝赔偿。但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从未放弃，他们一直在抗争。“日本政府必须承认这段历史并做出赔偿，这件事情我们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受害者都态度坚决。
常德1.5万人死于细菌战
20年来他6赴日本打官司
86岁的张礼忠时常回忆起75年前的那个早晨，父亲挑着四弟和五弟的尸体，把他们安葬在郊外的乱坟岗。那种刺心的痛，他一辈子也忘不了。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常德空投鼠疫菌，张礼忠家中共有6名亲人在两年内丧生。从1998年开始，张礼忠开始搜集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罪证。几年走村入户，他整理出一份7643人的受害者死亡名册，成为日军当年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铁证，并被日本法院采用。从1997年开始，日本法院三次判决，都拒绝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做出赔偿。张礼忠先后6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参加诉讼，并在日本发表演讲，讲述日军当年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他说，他不会放弃，这是一辈子的战斗。
文、图/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张礼忠的头发几乎掉光，眼睛眯成一条缝，身材异常瘦削，满脸皱纹写满了沧桑。杂物间，几十捆发黄的材料堆在墙角。这是几万件日军当年用细菌战残害常德百姓的照片和文字材料。75年前，他一家13口在日寇的细菌战中只剩3人，每次说起这些凄惨往事，老人都会伤心得好几天吃不下饭。
“两个弟弟死在我面前”
老人拿着拍摄于1938年的一张全家福给记者看。当时，张礼忠还叫张国珍，6岁，排行老二。当时，他的家中有13口人，还有奶妈、佣人、丫头以及两个学徒，住在常德城区最繁华的高山巷口常清段。父亲张金庭开着一家刻字店，因为有一门刻橡皮图章的手艺，所以家境殷实。“当时我们家有200多平方米，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房间。”
1939年冬，日军飞机轰炸常德广场，血肉模糊的尸体就放在街口，张礼忠吓得晚上不敢回家。1940年5月，日军飞机在常德投放燃烧弹，整条街火光冲天，他家的房子也烧成了灰烬。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扔炸弹)”，这是张礼忠儿时唱得最多的歌。1941年的一次轰炸中，张礼忠的左边小腿被一块弹片炸伤。老人指着左边腿上一个梅花状的疤痕说。当天下午，警报解除后，街上的墙上血肉模糊，电线杆上到处都挂着人的五脏六腑和手、脚，防空洞里也有很多尸体，恶臭不堪。当时没有东西消毒，他随手抓起一把烟丝包扎，后来伤口感染化脓，双腿烂掉，医生甚至让他去截肢。直到1950年，他的双脚才痊愈。
1942年4月的一天，两个弟弟开始发高烧。父亲请来一个郎中，郎中说是鼠疫。第二天先后死亡。“我眼睁睁看着他俩身体抽筋，一点点在我面前断气。”张礼忠泣不成声。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都咳出血来了，生怕被保长、甲长知道，拉去火烧。第二天清早，父亲把两个弟弟放在两个箩筐里，伪装成睡觉的样子，上面盖着一层衣服。两具尸体放在一个木匣子，因为匣子太小，四弟的手还露在外面。
祖母悲痛欲绝，到这一年冬天也病故了。祖父也于1943年9月感染鼠疫病故。
当时家中还有一位40岁的奶妈，1943年常德会战时，所有人都在撤退，而她无家可归，要求留下帮张家看守老屋。一个月后，日军败走。张礼忠和父亲回到家，房屋尽毁，奶妈死在门外的土洞旁，尸体开始腐烂，裤子已经被扒掉，身上也有刀伤，显然是被日寇强奸后杀害。张礼忠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双手捂脸，泪水从指缝中滑落。
两年内死了6口人，房屋两次被烧光，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也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成了植物人。1944年秋，他在逃难途中病死，时年43岁。此时，一个13口的人家，只剩下母亲、大哥张国彦和张礼忠三人。但父亲去世时哥哥只有15岁，还没有掌握父亲刻字的技术，怎么能养活一家人呢？母亲只好带着张礼忠哥俩到一个远方表叔的船上做工，当起了纤夫。大哥最终因为无人照料，得病后到处乞讨，1948年去世，时年仅19岁。“3年之间我家7口人被毒杀，现在只剩下这一张照片了。”说罢，又是一阵痛哭。
“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鸡”
“当时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鸡那样平常。”张礼忠说，镇上的两家棺材铺本来还有不少存货，鼠疫发生后两三天就把存货卖光了。后来死的人就只好用棉被、草席包着，抬到乱坟岗埋掉。后来埋人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要往黑瓦窑里塞，黑瓦窑满了就往枯井里塞，枯井塞满了就往河里扔。
一开始，张礼忠家中有人死亡，还要请和尚、道士到家中做法事超度。到后来，因为死人太多，和尚、道士都不敢下山了。
在西洞庭湖，有个大湖名叫毡帽湖，很多贫苦老百姓在湖边搭上临时窝棚，开荒种菜。但1941年11月4日清晨，装载着鼠疫细菌的炸弹在快要飞抵常德前，飞行员在检查投弹装置时，落了一枚细菌弹到洞庭湖中。毡帽湖柴山里的老百姓由于与世隔绝，不知道湖里掉下了细菌炸弹。有人划船到周家店、石公桥卖鱼时感染了鼠疫，带回了柴山村。
从1942年春开始，柴山村鼠疫大爆发。他回忆说，当时船上都是腐烂的尸体，成群的乌鸦在啃食，天空黑压压一片，非常瘆人。而湖边，鸟、鱼、野狗、人的尸体混在一起。不到两个月时间，毡帽湖沿岸就死了1500多人。此后3年内，再也没有人到这里砍柴捕鱼了。至今忆起，张礼忠都觉得惊悚，他常从噩梦中惊醒。
731部队老兵承认投细菌
尽管日本竭力否认当年在中国进行过细菌战，但曾6次前往日本的张礼忠接触到了多位当年参与研制的日本“731部队”老兵。筱塚良雄就是其中一位。
1939年，15岁的筱冢良雄加入731部队少年班。同年5月，他和其他9名少年队员一起，被送到中国哈尔滨市郊的“731部队”总部。筱塚良雄告诉张礼忠，在这个秘密部队里，他参加了跳蚤的繁殖和细菌的生产工作，大量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尽管上司从来不说这些细菌什么用途，但下级队员都知道，这些细菌被送往南京等地，从飞机上投下，达到大规模杀害中国人的目的。
筱塚良雄1945年被俘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被释放回国，他曾多次为中国受害者作证，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在证言中筱冢良雄说，731部队培养了许多跳蚤，并使它们感染瘟疫。“我的任务是把带跳蚤的老鼠和一些未脱粒的麦子放进笼子，关进黑屋。老鼠死掉后，我把这些跳蚤收集到玻璃容器里。最多的时候，我们每30小时就能生产出几公斤的细菌。”
2007年，张礼忠在日本见到了筱塚良雄。“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说当年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要悔罪。”
掏10万元搜集日军罪证
1998年初，张礼忠从电视上知道了细菌战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的消息。第二天他就写报告要求加入。一开始，儿子对此并不支持，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索赔没有意义。但老人性格倔强，坚决要去当志愿者。
张礼忠去走访时，很多细菌战幸存者嫌麻烦，也怕惹麻烦，都不愿意参与。细菌战受害者分布非常分散，他听说一个镇上有个道士当年专门给死者家里做道场，于是便找到他，顺藤摸瓜找出一连串当年的死者名单。66岁的张礼忠像小伙子一样骑自行车，每天穿梭在偏僻的山村。最多一天要骑100多公里。有时天气太晚，来不及回家，他就和志愿者们露宿在农户家中，顺便向他们打听线索。每天充饥的食物是自带的干粮，顶着酷暑，冒着严寒，走村入户座谈。
由于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民间组织，张礼忠的所有花费都从退休金中支出。从1998年3月至2007年3月的10年间，他自掏腰包5万多元。有一些细菌战受害者瘫痪在床，无人照料，张礼忠有时也会接济一下。20年间，老人用在调查日本细菌战证据上的花费达10万元。
最终，一份详细的细菌战死亡者名单，成为对日诉讼的铁证之一，被日本律师团、法庭所确认。据张礼忠调查，在常德，细菌战直接死亡的中国军民有7643人，大概有1.5万名常德平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如今，岁数大了，张礼忠最大的担忧就是随着细菌战受害者陆续去世，这段历史会被人遗忘。最近几年，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他出了两本书，记录这段历史，其中一本叫《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每次孙子们回家吃饭，张礼忠就讲那段历史，“不管他们感不感兴趣，都要往他们耳朵里灌。”
20年间，张礼忠先后6次前往日本参与诉讼，对日诉讼的每个时间点他都记得。1997年，常德部分细菌战受害者的61名原告，在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下，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经过5年27次开庭，终于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1940年到1942年，731部队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用鼠疫菌和霍乱菌混入当地军民的食物中，杀害中国居民。但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2005年7月19日，东京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张礼忠和其他受害者远赴日本进行声援、宣传活动，他还在东京街头散发自己手绘的日本细菌战小册子，向日本民众传播当年日军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杀家之仇，不共戴天。受害者要求的是谢罪、赔偿两方面，缺一不可。没有赔偿的谢罪，是虚伪的谢罪。没有谢罪的赔偿，不是真心的赔偿。”
如今，张礼忠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身体健康，这样才能与日本政府战斗到底。“我现在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攒钱一是为了收集细菌战的资料，二是为了到日本打官司，要一个公正的判决。我要把身体养好，活到100岁，跟他们斗争到底，等到日本政府向我们赔罪的那一天。”\u00A0
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骨干成员。
5位亲人死于鼠疫对日索赔奔走20年
细菌战幸存者徐万智：我怕受害者都去世后，这段历史没人知道
今年77岁的徐万智是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他算是协会中年纪较小的，很多成员都已80岁以上。76年前，日军在常德投下鼠疫菌，他一家5位亲人丧生。从1997年开始，这位古稀老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诉讼，走村入户，起早贪黑，搜集日军细菌战的罪证。让徐万智担忧的是，20年间，参与对日细菌战诉讼的原告已有2/3去世。“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这段历史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熟悉徐万智的人都说，“老徐在协会中是最卖力的，70岁了，在田埂上比小伙子跑得还快。”徐万智原籍常德汉寿县聂家桥乡雷家坡村，距离常德市区十多公里。
一年内5位亲人死于鼠疫
当时，他父亲兄弟二人，家里一共有12口人，徐万智是三姐妹中最小的。父亲徐明哲经常贩米到常德城里卖。但万万没想到带回来的却是一场灾难。
1943年春天，父亲挑米到城里卖，回家后就忽冷忽热，高烧不止，后来逐渐神志不清，还不停抽搐。家里人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到处求医。土郎中开了两副中药，但没见好转。过了两天开始屙血，脖子也肿了，浑身起疙瘩，前后过了四五天，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死后，二伯家的哥哥徐万勇和奶奶不久也发病去世了。
一家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是感染了细菌。1944年，徐万智11岁的哥哥徐万成接着发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死的时候嘴里冒着血泡，脸乌血。“这时，全家都病倒在床，动弹不得。邻居和亲戚找了几块破木板钉了个木匣子，把我哥哥抬出去埋了。”到家中参与抬尸的人，后来全都染病死了。
“道士都不敢来，怕染上瘟疫。”虽然过去了70多年，徐万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当时农村迷信，也没有药，说这个人的魂掉了，去喊魂。晚上，家家都去喊魂，山野间，到处都听到村妇一边哭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撒纸钱。”
父亲死的时候还有棺材。等到二伯死的时候，家里连棺材都买不起，都是赊账。债主到他家讨账，把瓦片揭走，唯一的一头耕牛也牵走了。徐万智的祖父日夜哭，哭得眼睛都哭瞎了，母亲也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头发都掉完了。婶婶和他的两个女儿也病得奄奄一息。舅舅看到徐万智年幼，就接去他家。但到了舅舅家，徐万智也出现了一些鼠疫症状，后来舅舅给他吃一些草药，才算捡回一条命。但多年后，他仍需要经常吃药，身体异常虚弱，再也恢复不到正常人的体力。
“死晚了就没人埋你了”
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城内大雾弥漫，早起的人们正在忙着各自的生计。忽然，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传来，城内居民纷纷像往常一样躲避空袭。空袭警报一直到下午5点才解除。人们发现，日军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它只在上空盘旋了3圈，撒下了一些破布，烂棉花、谷子、麦粒、黄豆等36公斤重带鼠疫的跳蚤，然后，飞机往石公桥方向飞走了。
当时的石公桥是湘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各地客商把米谷、棉花、布匹、鲜鱼运到湘西，把药材、土产运出去。就在日军投下这些谷子和布条后不久，经营食品、布料的地方就多了很多死老鼠，特别是卖肉、鱼、粮食的商铺里。“白天老鼠看到人却跑不动，毛发竖立如箭，眼睛发红，看起来十分恐怖。”
小镇的繁华加快了鼠疫的爆发。鱼档的老板张春国一家6口，不到半个月全死了，另一位开鱼档的丁常发，一家12人不到两天就死了11个，他儿子到外面读书才得以幸免。
当时天天都在死人，先死的用棺材抬去埋，棺材用完了，就改用门板，最后连抬尸的人都找不到了，就只好先挖一排坑，死了就用竹篮挑去埋，有的坑里埋四五个人，最多的一坑埋了8个人。“有不少患者的亲人对患者说，‘你快点死吧，死晚了恐怕没有人埋你了。’还有人感染了鼠疫，怕拖累家人，自己服毒自尽。”徐万智说。
常德县长岭岗是当时从湖北前往湖南运兵的必经之地。在此地的王家祠堂，染病的壮丁一批一批地死去，附近有一片荒地，后被用来埋葬尸体。壮丁死得太多，荒地埋满了，就往河里扔。“前后死了3000多名壮丁。后来，这一片晚上都没人敢经过，说是冤魂太多。”
当时负责火化鼠疫尸体的是保安司令特务排的班长文国斌。火葬炉在常德大西门外的千佛寺，用旧砖在废墟上砌了三座，炉高约3.5米，宽1.5米，深2.5米。上层是烧尸室的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4点开始烧尸，第二天早上6点结束。每具尸体烧两个钟头，用松木劈柴200斤。每具尸体都用旧棉絮或被单裹得严严实实，分不清男女，只有从长短才看得出是成人还是小孩。班长一声令下，两人将尸体装入炉中，周围放满柴火，浇上汽油，点火后关上炉门。三座火炉发出黑色的浓烟，一阵风就将浓烟吹了下来。“一阵阵烧焦的气味令人作呕。”尸体太多，烧尸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通宵轮班，但烧尸炉不停。其中一座烧尸炉用了才两个月，就烧塌了。“20世纪80年代，常德的部分村落依然发现有鼠疫菌。”徐万智说。
1996年，常德成立了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与浙江的受害者一起准备对日诉讼。1997年，常德市细菌战起诉日本政府的消息传开。徐万智找到委员会，成了一名调查志愿者。他于1998年12月作为第二批起诉的原告起诉日本政府。
从1996年到2000年的5年中，徐万智和同伴们走访了100个乡镇，800多个村庄，写出近2万份材料，整理出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总计起诉3709人，受害死亡7643人。“当时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天骑行100多公里，起早贪黑，比小伙子还卖力。”
对细菌战幸存者来说，那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如果作为幸存者都不发声，还有谁来愿意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呢？” 1998年，61名常德原告出席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审理，经过27次开庭，2002年8月27日，法院宣布，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了细菌战的犯罪事实，承认受害者人数是7643人，但对受害者不予赔偿。2005年和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两次宣判均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但徐万智没有放弃。他前后4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参加庭审，在东京高等法院外进行反战宣传，并在日本政府部门云集的霞关路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还受邀去早稻田大学，以“记史不记仇”为主题，给该校的日本学生讲述日本侵华的真实历史。“不为钱，只为求一个公道。我们要子子孙孙将这场官司打下去，直到日本政府低头认罪。”
20年间2/3原告已去世
2011年，常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随着幸存者岁数越来越大，徐万智越来越有危机感。在他看来，协会最大的困难是缺钱缺人，很难开展活动，工作人员多数已年过六旬，许多年轻人不愿加入协会，写材料、拍照片都找不到人。
协会负责日常工作的有5人，分别是会长高锋、常务副会长徐万智、秘书长丁德旺、常务理事易友喜和胡精钢。如今，84岁的丁德旺和77岁的徐万智年事已高，不再适合四处奔走。负责摄影的胡精钢也已67岁，53岁的易友喜成为唯一能打理协会日常事务的人。除了42岁的高锋外，他是最年轻的协会会员。协会也曾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人，但鲜有人留下。
“现在形势很危急，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徐万智提高了声调，一连叹息了几次“快撑不下去了。”20年前与他们一同对日诉讼的61位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只剩21位在世，多数也都在80岁以上，卧病在床。7643位遇难者名册和上万份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文字、声像资料，因缺乏向社会展示的场馆，只能长期寄存在常德市武陵区的档案馆。“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建一个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碑和纪念馆。”徐万智说。从1998年开始，每年11月4日就成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