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突破性和大力度改革释放的动能，才能推进国民经济良性和快速增长；也只有实施赶超型经济增长战略，才能初步建成现代化国家，并最终成为现代化的强盛国家。
赶超型增长已不适合中国？
最近一些国内外学者提出，中国不需要赶超型的GDP增长速度。国内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不能再以损害生态环境、房地产虚高、高资源消耗、质量低下的模式去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国外学者的看法大都集中于中国不能再以加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杠杆，来谋求经济中高速度增长，以避免积累金融体系风险而波及到全球经济的稳定。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也失之于片面。笔者认为，惟有突破性和大力度改革释放的动能，才能推进国民经济良性和快速增长；也只有实施赶超型经济增长战略，才能初步建成现代化国家，并最终成为现代化的强盛国家。
没有赶超型增长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中国复兴提出了伟大的发展战略，即在2035年时，初步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时，成为现代化强国。全世界为之瞩目，也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和信心倍增。那么，怎么样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我认为，发展水平从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门槛，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没有一定的赶超型GDP增长速度，2035年时，能从中等收入发展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吗？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15年人均GDP高于1273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即使2016年高收入门槛提升2%，高收入门槛就是13000美元。2016年全球人均GDP为10000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8100美元，与世界平均相差了1900美元。假如2017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又提高了2%，人均GDP为13260美元，按照GDP总量增长6.85%，5‰增长率的年中平均人口，年平均美元汇率等因素计算，2017年中国人均GDP大体为8500美元，与高收入门槛相差4760美元，我们只完成了迈向高收入门槛路程的64.1%。
1960年时，世界上有101个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到2007年时，仅有13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3000万以上的人口大国，只有日本、西班牙和韩国三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1世纪以来，又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至今有57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门槛。人口大国中人均GDP只有波兰2016年以12500多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在3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中，俄罗斯、巴西、印尼、泰国等，或者进入高收入门槛后又跌出，或者长期在高收入门槛附近徘徊。因此，大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更不会例于此外。
恶性通货膨胀，金融风险暴发，汇率对外急剧下降，也会导致由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而使人均GDP水平发生垂直下降，使前面赶超型增长速度形成的位势下跌，或者离高收入门槛越来越远，或者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又跌出高收入门槛之外，重新陷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成为失去现代化的国家。
当然，从全球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博弈看，后发国家若自动放弃GDP赶超型增长，就国家利益而言，先发国家一定是乐见其成。用加债务杠杆的办法去谋求赶超型经济增长，因为通货膨胀和币值下跌，结果还是会欲速而不达。然而，若有别的能够增强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途径，获得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却没有去寻求，增长长期徘徊在中速左右，甚至中低速增长，可能会铸成历史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动态地看，人均GDP高收入门槛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不断地提高。而且，从近期国际各大组织对2018和2019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在3.5%到4%之间。高收入国家门槛年平均提高速度，很可能不会在保守估计的2%水平上。如果世界经济在2018到2035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3%，或者高于3%，中国平均经济增长若不高于中速4%的水平，2035年根本就没有希望进入高收入门槛。因此，如果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而中国要想在确定的时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唯一的行动战略是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根本就没有其他途径可选。
中国仍然有经济增长V型翻转的空间和领域
当然，中国因过去人口调减力度过大和时间太长，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经济主力人口的逐年收缩，国民经济再如过去一样，平均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并且，传统的经济领域和格局定式，过去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发展方式，制造业的全面过剩，经济增长速度的逐年下行，经济政策促进增长的两难等等，一些模型通过人口、劳动力、资本生产力、收入、需求等因素的预测，似乎未来长期是一个L型增长的阶段，容易使许多学者感觉再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似乎已经无望。
那么，中国未来，还有没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呢？我认为还是有的。理由在于：
（1）我国盐碱地、荒漠化、沙化地和废弃工矿用地等未利用土地超过70亿亩，其中可改造的未利用土地超过15亿亩—20亿亩。仅仅改造其中的10亿亩，每年新增GDP将超过5万亿元。目前将土地改造成可利用土地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技术已经成熟和成本较低；在西北和华北提高含水云层降水率及地面工程调水等技术和经验也在成熟，成本也在降低；只要有体制和政策，资金的投入也不是问题。仅此一项国土改造、增加淡水和增量土地产权改革组合，给中国新增耕地、林地、湿地、建设用地资源，建设小城市和城镇、新农村社区，增加粮食等农业产品供给，提高森林覆盖率、容纳人口生存、创造成亿的就业机会，会极大地扩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实现一波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2）中国还能找到、开放和拓展许多有经济增长潜力的领域。如3000米以下的低空领域，美国通用航空产业创造的GDP为其总量的0.8%左右，而我们几乎是空白，才开始起步；再如，虽然我们制造业相对过剩，货物贸易是顺差，但旅游、教育、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等服务业由于体制原因而开放度不高，供给不足，服务贸易逆差实际上远大于公布的数据；再比如我们的林业，由于产权年期太短而社会资金不愿意进入，不能形成林业、林下食品、中药、旅游、养老等综合林业经济；还比如，在许多国家中，慈善、商会和其他协会，是社会组织，社会募集资金，向社会服务，是增加公益就业和发展公益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而我们却形成了行政性组织，消耗政府拨款、成了经济发展的负担。如果大力度改革和向社会开放上述领域，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3）推进户籍、土地、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体制的改革，加快能够市民化的城市化，促进城乡要素能够双向顺畅流动和盘活休眠和低效率的资源，也会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按照一定人均GDP水平上应有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我们偏差高了13个百分点，致使有限的土地上多堆积了1亿农业劳动力，使其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而农业生产小块化和碎片化，即使流转经营的大片土地，也因产权结构的复杂性，预期不稳定，风险较大，不舍得投入，在短期中用化肥和农药掠夺地力；由于农村不能交易的僵尸资产，几乎得不到抵押贷款，城镇社会资金也不能够进入农村增强农业和发展其他产业。如果我们在上述体制方面推进改革，将促进人口、劳动力、资金、技术和项目的城乡双向流动，调节土地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更好地在城乡、各产业中有效地配置，并使农村和农民得到发展的资金和财产性收入。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能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
（4）创新活力也是中国增长的强大动能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恢复提高考和正规化教育毕业了数以亿计的大中专学生，产业发展造就了以千万计的科学家、发明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出国留学形成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人才，我们的科研条件也今非昔比。然而，体制的禁锢、机制的僵化、激励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企研发中心，技术项目给以职务发明者知识一定比例的股权，所有成果除极特殊规定的强制向全社会开放，创新投入和研发人员的税收、薪酬等激励机制到位，理顺从天使到上市等环节的科技融资体系，大力度解开非土著和非国内科研人员户籍管制、居住限制、子女教育歧视、身份限制、公共服务不均等各方面的体制束缚，将会形成推动国民经济中高增长的创新暴发力。一个先例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颁布实施职务发明有股权和强制向社会全面开放技术的《杜拜法案》，促成了其闲置和被限制在各教育科研机构及军用体系中的计算机、移动信息、核能、半导体、材料等技术，向产业应用转化，形成了其20世纪80年代芯片、计算机、网络、移动通信、信息高速公路、核电、航天等第三次产业革命，实现了10年左右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我们也可以用突破性的知识产权改革和大力度的向市场开放，实现中国自己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形成一波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5）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要素来看，60%的贷款配置给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70%的企业用土地资源也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只有40%多的信贷资金配置给了非国有经济，而且国有企业贷款的利率为4%到5%，私营经济从银行中得到贷款的价格则平均为12%。国有企业还拥有相当多当年无偿划拨的土地。如果国有企业也以私营企业同样的价格获得资金和土地，则整体上要亏损5万亿元以上。如果我们能够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形成一个土地和资金平等和竞争性的供给体制，彻底取消要素分配对私营企业的所有制、配额和价格歧视，公平地调动全体人民创业、投资、建设和经营等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土地资源和资金要素有效率地配置和使用，就会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如果效率与民营经济一样，就会增加5万亿左右的利润。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走势并不是在波幅很小的状态中稳定增长，而是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都是由V型增长翻转为上行的。39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6%左右，最高的1984、1992和2007三年，增长率分别为15.3%、14.1%和14.2%，比平均值分别高出5.7、4.5和4.6个百分点。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增长可以进行V型翻转，每次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推动实现的。即使在未来的一些年份中，比照历史也可以实现高于平均值至少2到3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通过新的大力度的改革，也可以获得8%，甚至高于8%的经济增长率。
实际上，原来思维定式中没有想到的新的更广阔的空间，并且松绑和理顺禁锢人民推动发展工作力和创造力的既有体制，就是我们国民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巨大源动力之希望所在。
经济提质增效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的八大关系
目前学界，甚至是实操界有一些对经济形势和应对思路及政策的讨论和看法，逻辑、路线图、改革先后和政策组合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需要补充讨论的是，可能要更进一步地认识清楚以下政策、改革、发展和开放中的八大关系，基于此来更加深入地理清思路、制定方案、相互组合、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和科学开放。
一是可能需要理清和处理好增量改革扩大发展与存量改革激发活力之间的关系。从改革的历史经验看， 20世纪80年代初，允许在国有之外发展乡镇企业和设立特区及“三来一补”；90年代初允许外资在中国设立企业使日韩台港资金进入；90年代后期改革工业部体制，21世纪初清理近2万条法规，加入WTO后制造业全面开放，欧美日韩等跨国公司大举进入投资。这些均为增量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翻转为上行。
一些学者对未来会不会再有V型增长有疑虑，我认为关键是有没有突破性的改革，带来增量式的增长。增量改革形成增量发展，还可以带动存量改革，激发存量内的活力。增量改革促进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消化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其扩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转移存量中的劳动力使其再就业；其经验，可以给存量改革形成经验和样板。而主要精力放在存量改革、调整结构、升级转型上，其时间可能很长，风险很大，没有回旋余地，甚至可能使增长速度更加放缓。
二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增加居民收入与扩大消费、化解过剩之间的关系。目前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居民大众收入水平相对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快速技术进步和较强生产能力形成的生产过剩之间的不平衡。
如果仅仅是供给侧方面的去产能、降低成本（极有可能是减就业员工以降低工资和“五险一金”）、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员工）等，结果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等收入，使居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更加不足，而生产会更加过剩。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与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大众收入之间，特别需要与鼓励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非正规就业等发展之间，加以平衡。
三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经济政策工具与体制改革组合之间的关系。2018年财政扩大赤字、发行国债、减税清费等扩张性政策，与征收环境税、中性货币等收敛性的政策相搭配；去产能、减工作岗位等收敛性的改革，要与各类促进就业等扩张性增量体制改革相组合；而总体上收敛性的经济组政策，要与设计的总体上能够扩张经济的改革相组合。否则，若经济政策组合总体上为收敛性，而改革组合也选择了收敛性模式，加上客观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长速度放缓的可能性和深度就会加大。
四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推进收敛就业空间的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与扩张就业空间的适度技术和产业模式之间的关系。我们目前有这样的国情：2016年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7.7%，比一般的国际同样发展水平上的平均值15%超过了12.7%，在农业领域中淤积了1亿劳动力；28171万农民工中受教育、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分别为1.3%、16.2%和58.6%，也就是说76.1%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制造业中传统技能的劳动力可能在5000万左右，农村教育水平堪忧的留守儿童6000万，未来也将会成为知识水平不高的劳动力。这样巨额的较低知识水平人口，劳动力大规模失业风险，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资本有机构成快速提高、智能机器人大规模替代等转型升级之间，将会形成严峻的冲突。
如果不在税收、法律、政策等方面加以引导和平衡，想仅仅通过未来新经济创造的财富，再由政府集中后“反哺”规模如此大的人群，可能会发生导致低效率、转移支付腐败、财政赤字和金融体系风险等诸多问题。
而且，技术进步和资本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居民大众因就业困难、收入相对低水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考虑到我们的国情，适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微企业、非正规就业、小商小铺、流动商贩等等，应当在很的时期中，是我们发展模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五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与降低成本和增强制造业及国民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比如包括产品质量性能改善、产业技术水平提高、扩大高端消费品生产、提高投入产出比、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恢复生态环境等等。
比如煤改气，调整能源生产、进口和需求结构，减少雾霾和碳排放，其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是一个贫气而富煤国，如果工业、服务业和城镇生活用能全面地煤改气，将会大规模增加天然气的进口，引起国际天然气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格局性变化，大幅度拉涨天然气的价格，不仅消耗巨额外汇，也将大幅度提高实体经济用能成本，使目前中国制造业成本更高和竞争力更弱，居民取暖热水灶用生活成本也会增加，而政府因煤改气及其居民生活补贴，也将背负上沉重的财政支出。
因此，怎样立足中国能源资源国情，着力于能源自给，开发既低零污染和低零排放并实用，又低成本的太阳光热光伏、风能、生物质能、清洁用煤等适用能源技术和能源供给，至关重要。我们绝不能建设一个虽然可能是“高质量和高水平”，但成本太高、竞争力较弱的国民经济体系。
六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体制内大力度深化式改革与对体制外突破型开放式改革之间的关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行政和事业性协会、国有企业等，可视作体制内；而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非国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其他所有制经济，民间协会，宗教团体，第三方仲裁，非正规就业人士等等，可视作体制外。20世纪80年代时，就是在国有的计划外，用大力发展体制外乡镇企业的改革方式，倒逼国有企业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90年代在体制外大力发展个体商户、民营企业，引入外商投资兴办工厂，竞争使体制内国有企业不得不开展减人增效、降低成本的改革；而21世纪，开放引入欧美、日韩等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与狼共舞，迫使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更新装备、采用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采取改造土地、造林、通用航空、教育、医疗、养老、政府采购、国防需求等等领域向体制外开放的方式，配以更明确土地财产所有权、时间更久长如100年土地林地年期、比例更高知识产权、更严格保护私人产权保护制度、改造土地更大建设用地比例、更少限制社会资源准入等等更大力度的改革，使体制外改革带动、促进和倒逼体制内改革，体制外机制嵌入和激发体制内活力，并且体制外改革转移和消化体制内改革所要面对的债务和员工。
比如，可以更大程度放开国有企业的二级和三级公司，与非国有的企业混合改革，改变其机制；还比如，可组建非国有的投资基金等，投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中的新技术，使其产品化和产业化。
七是可能需要理清和处理好新形势对外开放与外带内动、利益回流、控制风险和国家能力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在“一带一路”走出去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相平衡，合作发展与利益共享相平衡。
（1）在国际产品提供方面，要分清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准公共产品、国家产品和商业产品，中国可以提供扶贫、维和、气候等方面的资金和人力，也可以向一些国家提供无偿援助，以帮助建设公共工程、资助教育、医疗服务等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一些低息贷款等准公共产品，但应量国家财力而行；而一些在对方看来是公共产品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产品，即对方要用其财力，或者国家以物易建的方式进行支付，这类产品坚持保证质量、等价交换、必须支付的原则，不能任意扩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范围。而企业在他国提供的产品，一定是商业产品，毫无疑问，需要按照国际市价进行交易，贸易、投资和经营要获得利润。
（2）制造和贸易方面，实施出口升级替代和出口区域开拓战略，促进中国智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性能和竞争力，形成中国品牌和销售渠道，拓展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市场。
（3）体制机制方面，形成国家倡议引导、企业为主体、世界市场调节、国际规则约束、第三方仲裁、有关政府部门及协会协调的对外开放；形成国内投资和母公司与在外股份公司、子公司的科学管控体系，促进在外企业向有竞争力的现代跨国公司体制改革和转型。
（4）产业发展战略和组织方面，产业转移要形成内外企业间分工协作、在外生产带动国内产业增长的格局；工程项目应当更多地争取总承包方式，形成设计、投资、提供装备、建设安装、投产、原材料及配件供给、运营服务等全过程参与；横向在投资、建设、贸易、融资、服务等方面相互配合，综合推进；“一带一路”规划实施中，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企业驻入、市场兴旺、产城同步等关联推进，基础部门、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5）风险防控和收益保证方面，中国所有在外投资，国家产品和商业产品，一定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和风险评估，将未来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总体上，要掌握、评估和监督中国在外投资、海外资产的规模、结构、流向和效果等情况，防止出现不良资产，防止投资与财力和后续资金供给不适应和断裂，防止严重亏损，使中国在外投资总体上有净利益回归国内。否则，就会造成投资、收入的对外漏损，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
八是可能需要理清和处理好既定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与可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之间的转换关系。一些学者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土地等资源约束、服务业比例升高等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的区间，国民经济不可能再中高速增长。从历史上看，20世纪90年代初时，学界也曾有过中国经济能否高速度增长的争论。持适度经济增长观点的一派学者测算和提出5%的GDP增速最为适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