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难，在中国创业更难，闯入二维码创业，难上加难。二维码就是一个“死亡谷”，10多年来，世界上有无数创业者不幸闯入，几乎没有幸存者。
作为“中国二维码之父”的王越，以及他创办的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锐”），也“死”过无数回。但意锐苦熬16年，不仅活了，还成为“与大象共舞”的公司。
活着，不仅需要超凡的智慧，更需要忍受孤独、绝地求生的意志力。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天性。
16年前心中的二维码“乌托邦”
如今想来，王越16年前决定创业就是个笑话。
这是一个标准的“三无公司”：无现金，无项目，无市场。王越明知如此，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创业了。
那一天是2001年11月15日，日本东京已是一派深秋的肃杀。王越其时已经是日本一家软件公司的工程师，拿着不薄的薪酬，并帮助该公司获得了触摸屏芯片的发明专利。在主导开发医院看护软件时，王越发现了个新玩意――“二维码”，它印在住院病人的手环上和床头，医生用扫码器一扫，便可获取病人的重要信息。
作为科技迷的王越，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有趣的发现――他对二维码进行研究，如同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王越发现，二维码比传统“条形码”（一维码）储存多达几何量级的数据，因此可以实现如身份证一样的“一物一码”，对应用场景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
不过，当时读取二维码的读码器很贵，仅仅一个读码头需要999美金。王越认为，二维码在未来世界里的应用将是极广泛的，而如此昂贵的扫码器是其普及的最大障碍。
经过15个日夜的钻研，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跨越这一障碍的办法：手机二维码引擎。
就在这一年，世界上最早研发智能手机的日本公司，Docomo刚刚上市了带有摄像头支持视讯功能的智能手机。王越心想，如果智能手机装上了二维码引擎，手机摄像头能扫二维码，不就可以替代扫码读头了吗？这样一来，因为扫码器成本的大大降低，二维码的前景将不可限量。
王越越想越远。他是个孤独而性格内向的人，常常苦于与人打交道。他觉得，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只要扫一下对方二维码就可以获知想要的信息，那可以减少多少沟通成本啊。
他甚至想过，在自己胸前印一个二维码，“如果你想了解我，就扫一下我吧”。
当时，王越已经设想了一个智能手机二维码时代：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交流都可以通过二维码来实现。二维码让人们获得信息的路径缩短了N 倍，这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
王越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日本的智能手机时代即将来临，中国也会紧随其后，到那时，手机二维码时代就会到来。
尽管当时二维码对于王越还是无现金、无项目、无市场的状态，但在巨大的想象蓝图的驱动下，王越决定跳到二维码中创业了。
最早出口二维码技术的创业菜鸟
从辞职筹备公司那天起，还在日本的王越就搬到了“学生寮”（一种日本最简易的学生宿舍），这儿不仅租金便宜，还免费提供一餐，而王越基本上就靠这一顿饭撑过一天。
虽然饿着肚子，王越还是打了鸡血般四处布道。他将这一重大发现，讲给他国内的同学、朋友听，呼啦一下，就有一批北大、清华、哈工大毕业的优秀工程师来了，他们以兼职合伙人的身份与王越合作，共同研发世界上第一款手机二维码引擎。
创业早期的王越（右一）
王越通过私人借款，筹来10万元，算是启动资金；从朋友公司那儿借来几张办公桌，算是有了地儿，开干!
2002年7月26日，王越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意锐公司。到2003年“非典”时，意锐开发的手机二维码引擎已相当成熟。然而，当时公司毫无收入，王越负债累累，再也借不到钱，现金流彻底断了。
一位朋友说，你这样创业不行，给你介绍一家日本创业前辈公司，你去请教一下吧。于是王越又一次去了日本。这家日本公司的董事长讲得滔滔不绝，王越却听得一头雾水，没什么收获。
王越心想，总不能白来吧，干脆我也来讲一下我是做什么的。他现场开始演示自己的手机二维码引擎。旁边的日本技术专家看了以后肃然起敬――这是什么二维码引擎？竟然在任何角度都能完成二维码扫描。因为，日方用其他公司研发的技术，就算在垂直方向扫描，也不能保证二维码扫描的精度，何况其它不垂直的角度。
于是，这次上门取经，竟给意锐公司带来了意外的第一笔“订单”，通过卖二维码引擎收入了3万美金。接着，意锐又为这个客户做了各种二维码标准：DataMatrix码，QR码，PDF417……等等，之后2年，意锐已经将全世界二维码的标准做了一个遍，并获得20多万美金的收入。
就这样，意锐成为中国最早向海外输出一维码、二维码技术的公司。此后许多年，意锐始终以二维码技术开发为己任，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2003年获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码快速识读引擎”，并申报了条码识读方法和装置的国家专利；2005年开发了当时作为中国惟一的国家标准的汉信码；2006年，在中国率先实现了手机上的条码、二维码、图像等识别方案，成为”中国移动”条码识别业务的唯一技术合作伙伴……
但是，这些成果当时没有给意锐带来与研发投入相匹配的收入回报，意锐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王越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国3G时代的到来。
处处碰壁的二维码商业梦
千呼万唤，中国的3G时代总算在2009年拉开序幕。时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3张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
王越倍感兴奋。随着3G时代的开启，装有摄像头的手机正在大面积普及，这一切似乎与他当初预想的一样，二维码的春天要来了。
二维码标准、票务应用、二维码搜索、产品溯源……同时间，不计其数的创业者发现了手机二维码的机会，二维码的应用像万花筒一样打开了。
作为其中的一员，意锐先后在2007年、2010年融到两笔不大的资金。第一波融资后，意锐开发了一个叫做“魔印”MOIN的系统，这是一个跨手机操作系统的二维码应用开发者平台。
魔印MOIN平台极大的提高了开发者的效率。当时缺乏完善的二维码应用开发者环境，没有像现在XCODE或Andriod这样完善的平台，因此开发效率极其低下，开发一个应用往往需要数个月的时间。在魔印MOIN平台上开发的二维码应用，同时兼容Symbian、Linux、Braw、Windowsmobile、Windows CE等多种手机操作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开发者的效率，极具前瞻性。
可是这个平台很快难以为继。由于各家手机操作系统的快速竞争与进化，MOIN也必须随之不断地更新迭代。从MOIN1.0到MOIN3.0，庞大的研发投入迅速耗光了意锐的第一笔融资。最后，王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iOS和Andriod的崛起，痛失机遇。
获得第二波融资后，意锐研发了“手机二维码识读器”。这款产品的最大亮点，就是实现了电影院线的二维码卡券的核销。在这个市场，意锐的占有率达到了70%以上。意锐还在展会、旅游景点等的卡券核销类场景应用中取得突破。
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给王越带来理想的商业回报，而接下来行业里的变化更让王越倍感颓丧。
2008年，Google开放二维码引擎源代码。2011年，微信置入二维码功能，之后短短几年，瞬间收获了多年来二维码软件公司孜孜以求又求之不得的目标――数以亿计的用户。
王越曾眼巴巴地盼着春天的到来。然而，当春天真正来了，王越才发现，这个春天并不属于他。
2014年是王越最为绝望的时候。此时，王越已在二维码领域坚守了十多年，意锐算是二维码领域最长寿的公司之一，但王越最不愿意跟人说“我是做二维码的”。
因为，他终于明白：二维码引擎技术，并不能如Google、百度的搜索引擎那样带来一个伟大的产品；手机二维码应用的市场，也不属于二维码专业公司，而是属于平台性公司；而他自己，或许也并不合适创业，但经历多年创业的蹉跎后，他连工程师的工作都没信心做好了。
王越还有创业的明天吗？这个坚持创业了10多年的“老司机”，何去何从？
在创业的长夜里备受折磨
有朋友感叹，只有王越这样的隐忍之人，才能在如此困顿、煎熬的创业环境里活下来。
创业10多年间，80%以上的时间，王越都在为如何发工资而备受折磨。在发工资日，他会一个人悄悄地“溜”进办公室，关上门，一整天也不开门。见到员工，他也不敢抬头，更不敢两眼对视。在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是员工或合作伙伴私人拿钱给他去发工资。有一年，王越缴不上房租，自己的一辆汽车也被房东当做抵押开走了。
在资金上，王越经常是玩“8个锅7个盖”的游戏――从东家借钱还给最紧迫的西家。因为欠债，王越甚至时时担心自己会作为“老赖”被抓，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害怕遇见穿警服的人。
但王越始终不甘心。做二维码十多年别的企业都死了，他一定要活下去。 王越后来总结说，他的生存之道为三个字：省、啃、忍。
“省”。意锐的节省是出了名的，公司看起来技术优先，实力雄厚，但实际上技术核心骨干往往是兼职员工――就为了省钱。当年，一家日本公司因惊叹于意锐的技术实力，一定要到中国来上门拜访，王越苦于公司人不多，就让房东冒充公司核心员工；也是由于核心员工多是兼职的原因，再急的活也只能白天接活、晚上做，所以交活往往得在后半夜。
“啃”。王越经常自嘲，自己就是一只四处觅食的饿狼，即使是一点点“小肉”，也要把它“啃”下来，让公司揭开锅。曾经有一个大单，多家竞争，最终王越拿下了。这是个80万的单子，实际上正常报价应该是在300万，虽说这点钱还不够发工资的，但有了这个单子，起码可以让公司正常运转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