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大家都熟悉的南京古城，必定会联想到明朝时才建造起来的城墙，好比说起中国古代历史，脑海里首先会冒出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古城砖砌成的高大城墙，足以给人们留下一个高大尚的城市印象。高高的城墙上有可以用来射箭的城垛，推开厚厚城门，穿过深深门洞，你就可以走向中国古代城市的深处。
南京明城墙的长度据说是世界第一，然而后人恐怕无法想象，早在六朝繁华时期的南京，城墙又是什么模样。大家不会想到，自孙吴定都南京，经历了东晋和刘宋，已经有过三个王朝的古城南京，它的城墙一直都是以竹篱笆围成。
说起来很可笑，那时候整个城市看上去，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竹寨。所谓六朝古都，所谓六朝繁华，拆穿了看，有时候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可爱。《南京通史六朝卷》第128页，对前人所述这方面的有关文字，进行了一番梳理：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云：“宋世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初，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俭又谏，上答曰：‘吾欲令后世无以加也。’”《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纪一 ?高帝建元二年》亦云：“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而有六门。会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墙。”白门即宣阳门。《宋书》卷八《明帝纪》云：“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建康实录》卷七注引《地舆志》（按：应为《舆地志》)亦云：“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宣阳门，本吴所开，对苑城门，世谓之白门，晋为宣阳门，门三道，上起重楼悬楣，上刻木为龙虎相对，皆绣?藻井。”
南京别称白门就源于此，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与白下有关。六朝金粉，白门飘柳，因为城北有座山，山上都是白晃晃的石头，南京一度取名为“白下”。李白有诗，“驿亭三杨村，正当白下门”。清朝诗人王士?也有诗，“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古时候的白色也没什么不吉利，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改变了，有了忌讳，《南史?宋纪下?明帝》：
宣阳门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不祥，讳之。尚书右丞江?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
这个记载太生动，大臣无意中说到了一句“白门”，皇帝顿时不高兴，龙颜大怒，竟然脱口而出：“白汝家门”，翻译成流行的大白话就是“你们家才白门呢”。这个禁忌好像一直都有延续，一千五百年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南京的白下区也觉得“白下”二字不好，曾改名为“红上区”。
当时的白门，也就是宣阳门，应该在今天游府西街一带。这个白门是六朝都城的南大门，它的位置给了我们一个提示，那就是六朝时期的南京都城，与后来城南繁华的夫子庙一带是远远隔开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南京的这个宣阳门，基本上也就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当时也没什么太大的城乡区别，皇城如果是一栋大别墅大豪宅，所谓城区也就是个竹篱笆胡乱圈起来的大园子，它究竟有多大，真不好说。
公元480年，南齐太祖萧道成在南京“立六门都墙”。这个一步到位的“都墙”，究竟是夯土墙，是砖墙，还是砖包土墙，有争论。“立六门都墙”是指对整个都城的城墙进行改造，还是指对宣阳门等六座都城城门部分改造，也有争论。从文献资料来看，六朝时期南京卫星城堡中，除了石头城在东晋末年“加砖累甓”之外，东府城，西州城，新亭垒，白石垒都还只是夯土城墙，它们都在都城之外。
再从后来的考古发掘看，孙吴时期的武昌城也是夯土砌造，同一时期的京口铁瓮城城垣是利用自然山体加筑夯土墙，部分墙体外包砌城砖。晋陵罗城城垣为夯土砌筑，外包城砖，只有长江北面的广陵城是砖砌城垣。2001年以来，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建康城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包砖的夯土城墙遗存。据此，专家们推测，六朝时期的南京城，也就建康城垣应当是夯土垒筑，外包城砖。
作为古都，南京城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产物。在孙吴时期，多宫制的布局，也就是东一处西一处的建筑物，既是对中国古代都城的继承，也是因为“江左地促，不如中国”的限制，因为当时的南京地形，水网交织山陵起伏，城市规划不可能像中原那样“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只能因势利导，只能“纡余娄曲，若不可测”。
南京城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向北方虚心学习的过程。学不像，是因为各种条件限制，有些地方想学也学不过来。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解释过，在中国古代，迄至三国时期，南方的经济都远远落后于北方。在城市建设上更是如此，造城运动既有政治因素，同样也要看经济条件，看经济实力。东吴定都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已经有一些向北方曹魏都城学习的例子。到了东晋南迁，这个王朝是从北方迁徙过来，它自然会希望自己居住的都市，能向北方旧都“街衢平直，研陌条畅”的方向发展。
一个由竹篱笆围起来的城市，它的安全性显然是可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只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攻入这样的城市轻而易举。因此，在坚固的城墙修筑好之前，南京并不存在什么城市保卫战。要打仗，都是在城市外围摆开阵势，你来我往地较量一番，决出一个胜负，决定这个城市归谁所有。南京城的石头城，新亭垒，白石垒，甚至包括东府城和西州城，最初都是用来防御的军事堡垒，要拿下南京，首先就要攻城拔寨，解决这些点状结构的城堡，全面防御一个由竹篱笆包围起来的城市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这样的城市在当时，其实差不多就是开放的。
不止是无可奈何的开放，而且它也不像北方都市设计那样，有着非常严格的社区划分。六朝时期的南京居民，从来源上看，南方吴人以土著居民为主，北方人主要是永嘉年间衣冠南渡的北方流民。所谓“俄而洛京倾颠，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根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东晋时期在南京地区设立的侨郡侨县有二十多个。最早设立的一个侨县叫“怀德县”，后改名为费县，专门安置跟随司马睿一起从山东琅邪来的千余家南渡人口，其中大族有上百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就在靠近皇宫的鼓楼一带。
位于南京都城东北的江乘县，因为靠近长江，安置了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和南兰陵四个侨郡，以及临沂，阳都，即丘等侨县。东晋以后，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有七次，据专家考证，当时南渡人口有九十万，占北方人口总数八分之一。东晋南朝所辖区域内，六分之五为本土居民，六分之一为北方侨民，其中又以江苏境内侨民为最多，约有二十六万。南京城内就更多了，聚集在这里的南渡北人，数量几乎与土著人口相差无几，因此这些人的实际存在，大大改变了本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当初王导刚到南京时，做的第一件实事，就是赶快学说南京话。当时南京人说的都是吴语，与今天的苏州话上海话应该差不多，都属于同一个语系。譬如南朝乐府中的吴声歌曲，就是用吴语传唱的歌谣，《晋书?乐志》称“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王导来南京以后，不仅学会了地道的吴语，而且还经常在同僚们面前卖弄。很显然，作为东晋的丞相，他这样做，会显得非常亲民，《世说新语?排调》有记录: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是吴语“冷”的意思，读如[ qìng ]，弹棋则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古人游戏，有点像今天的桌球。刘真长即刘?，魏晋八君子之一，简傲高贵好清谈，也是一位驸马爷，娶了晋明帝的女儿庐陵公主司马南弟为妻，与桓温大将军是连襟。当然，上面这段对话，关键还是“唯闻作吴语耳”，短短六个字，把王导的卖弄和刘?的不屑，纤毫毕现暴露无遗。
事实上，王导学习吴语，说明他已经看到了未来，知道要想让东晋在南京立足，站稳脚踏，要想管理好这一片区域，掌握吴语，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因此，不止是丞相王导向南京人学习吴语，本来是说吴语的南京人，也情不自禁地向北人学习官话。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入眼，相互歧视，相互讥笑，并不妨碍他们相互卷着舌头模仿对方的语言，这种模仿的最终结果，就是南京出现了一种南腔北调的官话，一种六朝时代所特有的普通话，它既不像吴语，又难免“南染吴越”，无复纯正的中原地带口音。
普通话向来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南北文化在南京融合的趋势，谁也改变不了。既然南人和北人在南京这个城市中，人口比例已经旗鼓相当，那么相互敌视也好，相互看不起也罢，交流总是避免不了。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互相学习就成为必然。当时南京的居民，大体上可以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说白了就是有钱有势的豪门和无钱无势的寒门，就是富人和穷人。“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南京作为六朝都城，官署密集，官僚及其家眷，还有在衙门里当差的府吏，为豪门服务的僮仆奴婢，将帅的部曲宾客，商人和僧尼，手工业者也就是所谓的匠户，成为本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部曲和宾客是六朝时特有的文化现象，部曲是古代军队的编制，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还有屯，屯长一人。到了南北朝，部曲已成为世族大姓的私人武装，干脆就称为家兵，地位越来越卑微。家喻户晓的《千字文》就产生于南京地区，其中“户封八县，家给千兵”，“八县”和“千兵”都是虚指，且耕且战，平时是佃客，作战时是部曲。世族大姓衣冠南渡，部曲也就跟着一起过来当侨民，这也是当时并不算太大的南京城，能够拥有二十多个侨县和侨郡的原因之一。
当时官员们即使出为外郡，到外地去做官，通常也都习惯把家人留在南京。只要是个人物，“在京师皆有住宅”，都要在这置房子买地。东吴时期，达官显贵的府邸，多分布在秦淮河下游的两岸，“高门鼎贵，魁岸豪杰”，左思《吴都赋》里已作了出色的描写。东晋初年，秦淮河下游南岸，仍然还保留少量贵族邸宅，如王谢两大家族渡江后，就卜居在南岸的乌衣巷。
此乌衣巷与今天的乌衣巷并不是一回事，而今天夫子庙地区的王谢故居，也是个地道的伪文物，与当时王谢两大豪门毫无关系。事实上，你很难想象昔日的王谢子弟，会从同一个大宅门里进进出出。衣冠南渡以后，南京的大多数贵族邸宅，很快集中到了秦淮河北岸，《建康实录》上便说：
京师鼎族，多在青溪左及潮沟北。俗说郗僧施泛舟青溪，每一曲作诗作一首，谢益寿闻之曰：“青溪中曲复何穷尽也。”
说起来，富人应该住在富人生活的区域，穷人都应该住在穷人待的地方，有身份和没身份的人应该分开。在中国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中原都市无论是曹魏的邺城，还是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后来北魏的洛阳城，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仕者近宫，工商近市”的原则设置里坊，安顿普通老百姓，处置低端人口。在北方平原地区并不难做到这一点，南京城区因为丘陵起伏，水网密布，在实际建设中，安排居民的生活区，特别是达官显贵的府邸，显然不可能完全受这个规范约束。从某种意义上来，东晋以后的南京，并没有什么富人区，居民点显得更自由，更随意，既可能是南人和北人的同居，也可能是穷人和富人的混杂。
以当时的居民区里坊为例，在建康城的里坊中，有的里坊人烟稠密，如长干里就包括大小长干和东长干，这一带吏民杂处，地广人稠。有的里坊建有皇家苑囿，如建兴里设有建兴苑。更多的里坊中点缀有寺庙，“南朝四百八十寺”，几乎渗透到都市的每一个角落。如佛陀里有建初寺，即大市寺，蒋陵里有竹园寺，方山有定林寺，长干里有长干寺，蒋山里有蒋山寺本业寺，中兴里有南林寺，定阴里有惠日寺，太清里有解脱寺，斗场里有斗场寺。
所谓有文化，就是敢变化，东晋以后的南京城，在原有的东吴都城基础上，基本上仿照中原魏晋洛阳城和曹魏邺城布局，因为不可能完全照搬，它没有那样便利的自然条件，结果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这种近乎随意的清新风格，又是后来北魏洛阳城的借鉴蓝本，强制性地把富人和穷人分开，显然是脱裤子放屁，没那个必要。
毫无疑问，六朝南京特有的里坊格局，随着建康城的越来越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又必然会悄悄地影响北方，会对北方都市规划布局，产生潜移默化的催化作用。最显著的例子，北魏洛阳城的里坊就和建康一样，开始广布于都城内外，“仕者近宫，工商近市”，不再是那么绝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