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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当代完人”自己杀死了自己

原标题:这位“当代完人”自己杀死了自己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一干军政大佬,集体前往孙中山逝世的香山碧云寺唁灵。

典礼开始后蒋介石先抚棺大哭,随之众人也跟着滴泪滂沱。开始宣读祭文后,一时间仍是哭声大作,其中有真情自然也不乏假意。但哭声慢慢小了下来,听到祭文告总理第六点时,全场几乎鸦雀无声:

“今北伐完成,当确定兵额,分别裁留,此实千载之一良机也。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力督促武装同志……”

祭文有理有据,每一个字都在宣告:蒋介石才是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这正是蒋介石要的效果。旁人再有反对理由,在这篇文思斐然的祭文前也显得空洞无力。

给蒋介石起草这篇祭文的,是他的浙江同乡、时年38岁的陈布雷。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生于1890年12月26日,一个与大人物同月同日的生辰。他从小瘦弱,但天资聪颖过人。堂兄陈屺怀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为他的聪明所叹服,主动请缨任教。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毛诗尔雅之外,陈布雷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这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

14岁那年,陈布雷遵父命应童子试,因为自己心不甘情不愿,所以考了全县倒数第一。陈父大怒,把陈布雷骂了个狗血淋头。陈布雷憋了一肚子气,要在下月的宁波府试中证明自己。结果主考官看他答卷看到入神,极为赞叹,最终给了他第一的成绩。

1908年,陈布雷转入浙江高等学校,更是如鱼得水。在这里他的先生是沈尹默这样的大家,而同学也是邵飘萍、邵云冲这样的一时俊彦。在此时,他认识了《天铎报》的高层戴季陶,并开始为报纸撰写社论。

当时流行笔名,且社论一定要署名。陈布雷两颊圆满,邵飘萍戏称他为面包男孩。面包的英文是Bread,从此他就以谐音“布雷”为笔名,并以此名动报界。时人有诗称赞他的文笔:“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1911年武昌起义后,陈布雷一连写了10篇评论,文名响彻京沪。他还为孙中山把就职临时大总统的英文《告友邦人士书》翻译为古雅的文言文,得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极力赏识。

在报界争相邀请陈布雷就职的时候,陈布雷却回到宁波当起了中学教师,一教就是七年。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报纸益鼓吹建设,不可如革命时期以摧陷廓清之论调,炫众而导乱。”

直到1920年,陈布雷才回到上海。不久新的《商报》创刊,他又重启报业生涯。经过几年的思考和沉淀,陈布雷的文笔犀利、议论透彻,对事件的见解独到而富于洞察力。即便沉寂数年,陈布雷仍然在短时间内重新树立起了自己的文名,成为全国新闻界的知名评论记者,与大公报的张季鸾合称“南陈北张”。

这样的文笔,正是蒋介石所急需的。

作为蒋介石的导师,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早就提醒他:要想做事业,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文武兼备,双管齐下。

蒋介石对笔杆子的要求很高:一定必须才思敏捷、文笔超群;一定必须品行端正、忠心耿耿、没有野心;一定必须是顺从又不盲从、习惯领会上峰意图又能锦上添花;一定必须生活检点、不因小失大;一定必须是浙江的同乡。经过戴季陶等人的联络介绍,蒋介石选定了陈布雷。

与陈布雷的第一次见面,蒋介石既谦恭礼让,也表现出了一党领袖应有的远见卓识,令陈布雷有得遇明主之感。从此陈布雷一直以蒋先生相称,终生不变。

蒋介石也没有让陈布雷失望。他首先使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来又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各路军阀,成为当时国家的真正掌权者。陈布雷也从此追随蒋介石,成为他的“文胆”,而且忠心追随绝不三心二意。无论蒋介石是意气风发还是被迫下野,陈布雷都始终追随不渝。

陈布雷一生作文无数,自己身后却未留下文集,他的杰作几乎都署上了蒋介石的大名。蒋介石口授意图思路,陈布雷负责组织成文。从国民经济纲要到国家的宪法,陈布雷均主导其事。蒋介石的领袖形象,很大一部分是由陈布雷的一流文字塑造出来的。

1935年底,面对日益紧张的中日局势,蒋介石的名言“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即出自于陈布雷笔下。

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脱险回到南京后,陈布雷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写好了以蒋介石的口吻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一篇“训词”。在陈布雷的笔下,公众看到的是一个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自始至终晓以大义最终感化兵变部下的领袖,而非狼狈归来、侥幸保命的无能首领。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明,出自陈布雷笔下的名句“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让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国家破釜沉舟的决心。

1937年到1945年,蒋介石顺应历史和民意领导抗战,陈布雷也在文字里找到了他的人生目标。这些抗敌御侮的内容,他写来大气磅礴、慷慨激昂、痛快流畅之至。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发表的重要文章,几乎全部出自陈布雷之手。虽然国民党内的文笔还有吴稚晖、邵力子等人,但蒋介石最倚重的只有陈布雷。因为他不但写得好,而且还写得快。

但也因为长期用脑过度,陈布雷患上了严重的失眠和神经衰弱,安眠药成了他随身携带的法宝。两颊也深陷,再不是二十年前像面包男孩一样地丰满。

虽然在一般人看来,陈布雷身居高位、风光无限,但陈布雷也时常叹息:为不懂文章的人写文章,真是天下最痛苦的事。

一直以来,蒋介石对一般的部属甚至政敌都是客气有礼,对心腹和亲信却毫不客气,常常语带脏字甚至拳脚相加,部属却往往引以为豪。但陈布雷却是例外,蒋介石对他始终很尊敬,而且不是一两天的表面功夫。因为即便是像蒋介石这样性情乖戾的独裁者,也知道中国士大夫自来有可杀不可辱的脾性,跟那些政客兵痞不能等同视之。

可惜蜜月总有结束的一天。在内战开始之后,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分歧日益增多。而随着局势的恶化、战场的失利,蒋介石的耐心也与日俱减,陈布雷难以下笔的时候也与日俱增。蒋介石和陈布雷之间的裂痕,从细微变得逐渐明显。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以蒋介石的溃败而告终,淮海战役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崩盘的节奏。11月11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上,在蒋介石口沫横飞地表示吸取东北教训、对徐蚌会战抱有必胜信心的场合,精神连日高度紧张、脑力几近枯竭的陈布雷突然自言自语地冒出了一句;

在所有人都还没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之时,陈布雷又顺着自己的思路补了一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蒋介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有人敢在这时公然跟自己大唱反调?他瞬间暴怒,大吼一声,“陈布雷!”

然后是一连串劈头盖脸的怒骂,在座的全都噤若寒蝉。发泄半天,蒋介石好容易才忍住没有把“娘希匹”骂出口,但最后还是下了个结论:“书生误国,看错了人!”

清醒过来的陈布雷面如死灰,他知道:完了。

次日,陈布雷把女婿袁永熙叫来见面,长叹一声道:“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于今悔之晚矣,你们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

下午他理了个发,晚饭也吃得特别快。饭后吩咐副官说:“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不接,今晚我要写一些重要的东西。”副官听到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陈布雷要写的重要东西是:遗书。他先给夫人写,再给朋友写,然后给儿女写,然后是蒋介石。

从遗书的内容来看,陈布雷早有轻生之意,他将身后事事无巨细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不见一点局促和疏忽。他深知自己一死定会惊起千层浪,为了不波及家属亲友,他对措辞做了最周密的考虑。也一如他所见,事后他的亲友们几乎没有因他的死而受牵连。

陈布雷是真的心力交瘁了,在蒋介石身边二十年,身体已经垮到了一个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地步。他的神经衰弱和心理疾病日益严重,就越来越了无生趣。而且他明知大厦将倾,却不愿看到自己用文字苦心堆积起来的“党国”一朝覆灭。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一了百了。即便没有蒋的怒骂,陈布雷在世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那一通训斥,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写完遗书后,陈布雷吞下将近两大瓶安眠药,自尽而亡。

消息传出,高层震惊。蒋介石来到陈布雷的遗体旁,沉默无语地呆了一会然后离去,留下“当代完人”的评语。蒋介石一生给部下写过很多封号,但这一个是评价最高的。

陈布雷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终身所忧并非一己的穷通富贵,而是国家和民众。他清廉克己、谨言慎行,于小处为报知遇之恩,于大处也希望自己的一支笔能将中国拉出沉沦的泥沼。

但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的悲剧在于:要想实现治国为民的理想,就必须依附于政治和权力,与流氓和蝇营狗苟者结盟为伍。如果没有君主的赏识和重用,他们在治世不过一介书生,在乱世不过强人的一盘菜。为民请命与为虎作伥,其间的区别有时微乎其微。

陈布雷的幸运,在于他的才华总算还得到了赏识;他的不幸在于走不出这样的死循环。他不是第一个自尽的秘书,也不是最后一个。只是可惜了他们天纵奇才的那一支笔:在写下顶级文字的同时,也同时写下了自己的悲惨命运。

参考:杨者圣《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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