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绝望之后觉醒 黄宏生造车记
中国汽车业向来英雄不问出处。继2003年王传福跨界IT业创建比亚迪汽车后，2009年被保释出狱的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则把眼光投向新能源汽车。
尽管对汽车领域完全陌生，但凭藉对商业的天然敏感，以及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再加上恰逢其时涌现的商机，历经几年跌宕后，两人都在如雨后石笋般涌现的新能源汽车业杀出一条血路，成为行业标志性人物。
2017年，王传福将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做到11.4万辆，再次摘取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这已是这家企业第四次夺取此桂冠，且连续3年全球销量第一——其市场占有率增至13%。
黄宏生则将南京金龙带进万辆俱乐部大门，其中大中型客车销量3212辆，在6m以下纯电动物流市场异军突起，销量7421辆，继陕西通家之后排名细分市场第二。如大家所见，纯电动物流车是近年来市场黑马，2017年销量逾10万辆。
黄宏生是谁？他来自哪里？
南京金龙是他另起炉灶的实际载体。众所周知，“三龙”（厦门金龙，亦称大金龙；厦门金旅，亦称小金龙；苏州金龙）曾经演绎了中国客车业的一段恩怨情仇。南京金龙是2005年厦门金龙与南京东宇集团组建的客车厂，两者分别持股60%和40%。
作为厦门金龙的生产基地之一，曾被寄予成为“第四条龙”的南京金龙，当时定位于生产6米～8米“金龙”牌中型客车，但几年经营下来始终未见起色。
关于黄宏生二次创业的版本在业界已耳熟能详。2010年4月，黄宏生及其妻子林卫平通过抛售创维1亿股股份，套现9亿港元，成立创源天地投资公司。
2011年初，创源天地子公司南京创源天地汽车公司与厦门金龙、南京东宇签署《关于南京金龙三方重组协议书》，通过对南京金龙注册资本增资4500万元，55岁的黄成为南京金龙实际控制人。
在交了十几亿元学费后，2014年南京金龙第一次让业界眼前一亮。据工信部数据显示，当年它以1890辆名列国内纯电动客车产销量第二。第一是比亚迪，产销量为2603辆。2015年南京金龙再次让业界眼前一亮，以8796辆保持国内纯电动客车产销量第二，仅次于宇通客车的13436辆。
某种程度上，押宝新能源的南京金龙既受益于它又受伤于它。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业遭遇骗补、补贴退坡和政策不确定性等风波影响，南京金龙自然也不能脱离事局而独善其身，当年以7111辆销量和50亿元销售收入排名行业第四，前三位分别是宇通客车、中通客车和比亚迪。
对此，黄宏生曾在2017年初自我解嘲般地调侃道：“2016年这些新能源汽车企业都经历过巨大考验和压力，未来压力会更大。现在全行业基本停工，要通过重新测试才能拿到准生证，才能走向市场……要在各种挣扎中找到支撑和力量，年年难过年年过。”
南京金龙董事长助理邹燃的说法是：“我们在技术研发、产品性能和内部建设上投入很多精力。”
截至目前，南京金龙已在3个城市——南京、武汉、深圳安营扎寨，并签约3个新基地——广州、西安和呼和浩特。
具体来看，其广州动力总成项目总投资30亿元，面积200余亩，可年产电池10G瓦时。其西安基地总投资100亿元，年产1万辆大中型客车，18万辆新能源专用车和10万辆新能源乘用车。其呼和浩特项目，预计年产1万辆新能源大中型客车，10万辆新能源物流车及核心零部件。
黄宏生显然不会就此止步。2017年5月，在工信部公布的第295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中，有3家汽车企业获得乘用车整车生产准入资质，南京金龙名列其中。
“2011年我们重组南京金龙时，就有做乘用车的考虑。2018年将是我们发力乘用车市场的元年。“南京金龙轻型车事业部总经理董钊志透露，其新能源乘用车准入资质已进行验收。2018年有望正式获批，下半年投产，将从MPV和SUV切入，逐步实现年产量20万辆规模。
鲜为人知的是，2017年6月南京金龙完成长安金牛星全套产品线收购，计划于今年二季度推出纯电动微面，拟解决城郊最后一公里难题。
黄宏生向《汽车商业评论》透露，他把30%的精力放在创维集团，把70%精力留在南京金龙，而在南京金龙的80%左右时间又用来寻找各类人才。
“南京金龙的核心竞争力，一是技术，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关键技术，企业降成本70%的贡献来自技术；二是人才，我们要花大力气打造一支有奋斗精神的团队，这个团队不仅包括管理层，也包括一线基层员工。“他这样分析道。
这些基地和项目同时推进，但钱从哪里来？开沃汽车集团金融部总监汤蕾表示，2016年8月金融部成立，主要功能就是上市。2017年已完成股权结构梳理、员工持股计划和选聘相关团队工作。2018年将申报IPO，冲击A股，计划融资2亿元。
62岁的黄宏生精神充沛，每天早晨六七点钟会雷打不动地在朋友圈发送一则“心灵鸡汤”。“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无数次绝望，之所以还能坚持下来，就是有心灵鸡汤。”在回答《汽车商业评论》有关“您经历过多少次绝望“的提问时，他的答案是“三次”。
第一次绝望是下乡时，当年他是团委书记，表现最优秀，但因父亲是被打成“右派”而未能入党，使其在知青面前威信扫地。
第二次绝望是考大学时，因乡下信息闭塞，加之受台风影响，录取通知书延迟一个月才送到，感觉前途无望。
第三次是2004年在香港身陷牢狱之灾，同时期有类似境遇的好几个人自杀，而他在绝望之后觉醒。
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对企业家有种惺惺相惜之感。2016年，当家电业同行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意欲通过收购珠海银隆曲线进入新能源汽车而几经折戟沉沙时，他对名声在外的“董小姐”的评价是，“格力能稳定成长，利润又保持如此规模，已经非常不容易，这是我们佩服的企业家”。
“这只能说到这里。“顿了顿，他最后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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