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关于中国将采取大动作扩大对外开放的言论在海内外引发热烈讨论。在我看来，从十九大报告，再到刘鹤的达沃斯演讲，预示着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正在步入第三阶段。
从社会形态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特别是对于资源禀赋谈不上充裕的中国而言，倘若不能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负担；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巨大财富和力量之源。
十余年来，国内外主流声音一直是要求中国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次贷危机和近年的“反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性，但这种转变不能误入歧途，不能把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混同于高度依赖国内资源，“价值形态的低外部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部依存度”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
作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农业国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之初就不得不直面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份额、没有平等参与的身份，甚至被东西方集团先后实施的全面贸易禁运剥夺了参与国际主流市场的机会。相应地，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主题必然是“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当我们初步建起了大体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我们抓住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稍纵即逝的机会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当尼克松访华前夕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其主题是“以国际市场求发展”，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经济持续增长奇迹。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在全球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二战之后和平年代美国鼎盛时期的水平，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必然相应步入新的第三阶段，其主题是“引领全球化市场”，而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为什么？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在前两个阶段已经极为出色地完成了“李斯特式”的工业化“赶超”任务，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已经不是昔日需要一定保护的幼稚产业；不需要继续高度保护，而是需要引入新的竞争压力，以求保持其活力。
比如，1989年时，中国汽车年产量不过58.35万辆。去年中国汽车产量已达2902万辆，销售达2888万辆，远远超过把持产量、销量世界冠军百年之久的美国（2017年销售1720万辆）。在此情况下，对汽车产业继续保持以前的保护程度，实无必要，反而有可能导致形成不思进取的利益集团。
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也是因为我们需要扩大利用廉价、高品位的国外原料、能源，以求保持我们国内制造业和其它产业的成本竞争力。
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并不充裕的国家，中国工业化成就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国内原料、能源日益丧失成本竞争力，再与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趋势结合，对我国制造业和其它下游产业成本竞争力的打击日益凸显。中国国民经济基础是下游制造业而不是上游资源产业，要保持下游现代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我们就需要尽可能消除上游原料、能源投入成本高出国际市场的部分。
综上所述，中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抓住这次机会大幅度开放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