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A0\u00A0\u00A0\u00A0梅兰芳编演的古装新戏《天女散花》剧照。
\u00A0\u00A0\u00A0\u00A0从激进到渐进，创造中国“理想优美之剧”
\u00A0\u00A0\u00A0\u00A0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病亡。可能仍然是出于巧合，梅兰芳在此时先后编演了他的古装新戏《黛玉葬花》和《千金一笑》，恰似是对袁世凯的一种讽刺。
\u00A0\u00A0\u00A0\u00A0袁世凯死后，北京的政治环境不仅没有好转，相反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所幸的是，在这一时期，1918年2月24日，冯耿光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一跃成为中国金融界的首席人物。冯把诸多“梅党”骨干安插到中行担任要职，让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梅兰芳在1918年2月推出了他的最后一出时装新戏《童女斩蛇》，这之后遂不再以时装面目出现在京剧舞台上。梅兰芳的京剧“改良”，从“激进”的“十八个月”，转入到“渐进”阶段。
\u00A0\u00A0\u00A0\u00A0然而就在这时，“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周作人、傅斯年等人开始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在北京突然发动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对于“旧戏”的批判。
\u00A0\u00A0\u00A0\u00A0他们先是在1918年6月的《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六号隆重推出“易卜生专号”，把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家易卜生确立作戏剧的模板；接着，他们在10月的《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四号上，以易卜生这个模板，对照着中国传统戏剧，掀起关于“旧戏”的激烈论争。坦诚地讲，他们对于戏剧的所谓新看法，既晚于齐如山的《说戏》、《观剧建言》等著作，更远不如齐著之全面系统与深刻。而这时的梅兰芳与“梅党”，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易卜生，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他们的兴奋点更多地转移到了对于古装新戏的探索上。他们希望通过古装新戏，创作出一种不同于注重写实的西方戏剧的，寄托高尚与优美观念的，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的，中国“理想优美之剧”。
\u00A0\u00A0\u00A0\u00A01920年5月5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赵叔雍对李释戡的采访，李释戡代表梅及“梅党”，对于他们的这一戏剧理念作出较为准确的表述。李释戡提出，戏剧不应千篇一律，观众的多元化决定戏剧的多元化。梅兰芳之戏剧，大可不必走西方戏剧的“写实”道路，更不必去追求舞台布景的现代化，而应该是一种抽象与理想的，超越现实生活的戏剧。
\u00A0\u00A0\u00A0\u00A0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无法描述出梅兰芳与“梅党”成员所要创造的中国“理想优美之剧”，或直接说是“东方唯美主义戏剧”的全貌。但梅兰芳与“梅党”以古装新戏为基础的中国“理想优美之剧”以及所推出的系列梅剧，在当时不仅在北京受到欢迎，还得到上海观众的高度认可。1922年初夏，梅兰芳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天女散花》，某日刚演到第二场，梅兰芳唱完“妙悟道好一似春梦乍醒”的四句二黄慢板，就听剧场里一声巨响，楼上烟雾腾腾，台上台下秩序大乱。事后了解才知，有黑恶势力见天蟾舞台的生意过好，发了大财，借机要大敲竹杠，但因天蟾剧场方觉得金额数目太大而没有接受，所以对方派人用香烟罐装满硫磺，在剧场里引爆，故意制造事端。这一意外事件也可反映出，梅兰芳演出之火爆，已经达到令人眼红的程度。
\u00A0\u00A0\u00A0\u00A0梅兰芳向上海学习，把上海风气搬到北京，带动起京剧“改良”的热潮；仅隔数年，他又把北京“改良”成果带到上海，成为风靡上海的新的流行。梅兰芳在北京与上海之间穿梭，北京与上海文化或有其对立的一面，但在梅兰芳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却都各自提供出至为宝贵的营养；梅兰芳对于这两大都市的近现代文化发展，亦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