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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之路为何走得这样顺畅?

养好母鸡,下蛋;蛋的一部分可以吃,一部分再孵小鸡,养大成为能下蛋的母鸡。如此,会下蛋的鸡会越多,可用于吃的蛋也会越多。这是生活中一个朴素的常识,作为一门学问被上海运用到了农村集体资产改制中来。 从2001年我担任市农委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起,经历本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全过程,深深感到这项改革的艰难和不易。

为什么要推进这项改革?农村集体资产是自1956年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成立以来广大农民群众长期共同积累的财富,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断增值。当前农村集体资产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集体产权不明晰,如同一道挡在农民和集体资产间的“围墙”。改革就是要推倒这面“墙”,通过建立制度,通俗易懂的讲就是要搭一个鸡棚,分清这些鸡的归属,确保归属清晰,让农民看得清,摸得着。在整个过程中,不能把集体经济组织这个老母鸡分掉吃光。鸡下了蛋,按照效益决定分配的原则,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平公正地分享资产的收益。

在推进过程中,倡导的五个坚持非常关键,就是坚持集体所有、坚持因地制宜、坚持以农龄为主要依据、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效益决定分配,得到了基层农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在国内各省市中,上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得到了中农办和农业部的肯定。

上海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历经20多年,我的感受是摸着石子过河,走了一条不断探索勇于攀登的新路。

回顾这条探索之路,必须要提的有两个先行者。“一个红旗村,一个虹五村,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村。”上世纪90年代初,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近郊普陀区长征镇红旗村、闵行区虹桥镇虹五村等在全国率先实行了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以股权形式量化到人,按股权进行收益分配,并建立完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由此,上海和北京、广州三地,成为全国最早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城市。

当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郊一些地区开始“撤村建居委”,“泥腿子”刚刚上岸,连“游泳”都不会,该如何应对开放的资本市场?如果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简单归结为“分资产”肯定要出乱子,“一拆就分”的后果很可能是“一分就光”。改革了,集体资产不能“一分了之”,集体经济更不能“散伙”。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一直到2010年,上海都处于探索阶段。直到2010年,全市一共才有40多个村完成改革,为什么改革的步子迟迟没有迈大迈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下,股份制改革后的新经济组织大多是实体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也好,社区股份合作社也罢,不可避免的是:其股东按股份享受分红还要缴纳20%的红利税。

2011年,为了支持和鼓励基层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减轻改制负担,我参加了市委常委吴志明牵头的市委重点调研课题。在到北京等地广泛调研的基础上,2012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创设了经济合作社这一改革形式,由政府颁发证明书,并可凭证明书申领组织机构代码证,建立财会制度进行实体化运作。采取这种形式后,经济合作社中的成员可参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形式,按份额享受收益分配,无需缴纳20%的红利税。正是有了经济合作社这一新型经营主体,促使该问题得以‘破冰’,真正加速了改革的进度。

从两面“红旗”到“红旗”高高飘扬,对于上海而言,这条路走得既慢不得又急不得。“慢不得”,因为经过多年发展,村镇集体积累了巨额资产,这份资产不能继续产权不清下去;“急不得”,是因为对于具体操作而言,改革的复杂性,没有亲身经历过,就无法切实体会到。在这一点上,我感到我们准确把握了一个度。

一是坚持集体所有:推进改革的底线就是保持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性质不能变,不能改小、改虚、改垮甚至改没了。二是坚持因地制宜:让农村集体经济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坚持农龄为主要依据:上海的创新在于充分尊重历史。四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阳光下运作,让每个农民看得见。五是坚持效益决定分配:要让鸡下蛋,不能图一时利益而“杀鸡取卵”。

集体资产收益分配不是改革的唯一目的,最根本是要建立产权明晰的集体产权制度。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要建立成员的收益分配机制,年度收益分配要依据当年的经营收益情况,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并建立以丰补歉机制。同时反复强调严禁举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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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闻转载自:吾谷网 | 作者:吾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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