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产5层育儿鄙视链，你家在第几层
在一个年收入5万至过百万都被视作中产阶级的国度，即便同为中产子女，童年也是不平等的。
早在学龄前，因为各种自愿或不自愿的攀比，中产阶级内部就已经形成了一条条育儿鄙视链。假期第三天，我们来一探中产教育焦虑的背后。
“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快乐更重要的事了”，这是一句很多家长都同意但却永远也做不到的“正确的话”。至少张发财已经不再可能，让孩子如当年的自己，在街边的土堆上玩泥巴、在公园的草地里捉蚂蚱。
郑开欣带着5岁的女儿在国贸玩耍，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凑到女儿面前说：“我叫Lucy，你叫什么？”女儿回答：“我叫Eva。”于是两个人开始玩耍。这时，旁边另一个男孩子也想要加入，但是得知对方没有英文名字后，Lucy拉着郑开欣的女儿跑开了。
在一旁目睹了全程的郑开欣略感尴尬，夹杂着一丝窃喜和满足。她给女儿报的英语补习班，每学期的学费约2.5万元，这是和Lucy交朋友的代价。
不久前，成都几个小区之间，为了谁的孩子更有资格就读学区内最优质的一所小学而引发了比收入、比职业、比出身的“中产阶级内部踩踏事件”，将中产阶级子女教育中的鄙视链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香港最新电视纪录片《没有起跑线》纪录的一对中产父母可谓登峰造极：为了让孩子入读“只收10名一月出生的学童”的好学校，夫妻二人精准计算受孕时间，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让孩子“赢在射精前”、“赢在子宫里”。
在一个信奉“别人都在努力，你不进步，就是退步”的中产阶层内部，几乎所有中产家长都在尽自己最大能力，将孩子培养得更为出众，更为“高级”，最终目标是将后代送进比自己所处的更高一级的“阶层”。
然而你为孩子划定的人生蓝图，也许只是别人家孩子的起跑线。
“降低学费就是降低生源质量，我的小孩怎么能和他们的小孩一起玩！”
家住朝青地区某中产小区的王富贵夫妇，5月初刚刚为3岁的女儿选定了一所每学期（半年）收费近6万元的美式幼儿园。在做决定之前，夫妻二人用一个月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小区周边5公里内所有幼儿园。
“选到这家幼儿园真的不容易。”王富贵说，为了对幼儿园有全方位的评价，他和妻子各自从擅长领域入手。身为一名企业高管，王富贵关注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及安全性，而外语专业毕业的妻子，则更关注教师的资质、英文水平以及教育方式。
“我坚持面试全程和老师用英语交谈，因为这样我就能发现，哪些幼儿园的老师发音标准、语法正确，哪些是糊弄事儿的。”王富贵的妻子说，外籍教师的资质也是她的关注重点，外教必须通过国际相关幼儿教育机构考核，最好来自母语为英语的欧美发达国家，东南亚国家的英语外教只能是备选项。在她看来，有的幼儿园聘用一些毫无幼教经验的普通外籍人士，只是为了他们那一张“外国人的脸”。
让王富贵夫妇没想到的是，即便是如此“严选”出的幼儿园，也依然出现了问题。
刚交完第一学期学费，王富贵就发现，某幼儿教育APP上正在进行补贴式营销，每学期学费直降1.8万元，再加上其他优惠，仅需3万余元即可被录取。
“降低学费就是降低了生源质量，我的小孩怎么能和他们的小孩在一起玩！”感到被骗的王富贵在与园方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愤怒地说。
说出这句话之后，王富贵有些后悔。重视子女教育的他，从女儿很小起就有意识地教育她不要攀比，学会分享。然而他扪心自问，自从女儿出生，反倒是自己，总有意识无意识地将她与周围亲戚朋友的孩子比较。
在他心底，交得起6万学费的家庭，与交3万学费的家庭根本不在一个阶层，他把孩子送进这所幼儿园，本是希望其能够与家庭背景相似的孩子交往做朋友。
“园内幼儿的家庭背景确实是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挑选幼儿园时看重的一点。”在海淀区某国际幼儿园负责招生工作的黎丽透露，来园里考察的家长，通常会询问幼儿园主要生源的家庭背景，而该园大部分幼儿的父母或有海外留学、工作背景，或是私企老板、金融、IT企业高管，几乎没有普通工薪阶层。
家庭背景较好的孩子，眼界不论是日常接触的事物还是思考问题的角度往往与普通孩子不太一样。
上海幼升小学校面谈日现场
对此，郑开欣也深有同感。她回忆，女儿幼儿园中班新学期开学，老师请小朋友讲一讲假期去过哪些好玩的地方，“半个班的小朋友假期都至少出境旅游了一次。”郑开欣说，台港澳最为普遍，去过日、韩、东南亚国家的也不少，难以相信有些4、5岁的小朋友已经去欧美国家进行了“游学式”的旅游。
细心的她发现，放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会自然地三五成群，边走边聊。“动画片、玩具是最常见的话题。”郑开欣说，“聊喜羊羊、熊大熊二、猪猪侠的，与聊米奇妙妙屋、海底小纵队、小猪佩奇的往往自然而然地分成两堆儿，各聊各的。”
微信朋友圈，父母装逼的新战场
每次路过地铁站内一家高端少儿英语培训机构的海报时，张发财都会感到尴尬。海报上，三个孩子趴在一堵高墙边，希望看到墙外风景。一个孩子站在平地上，纵使她抬起头，墙沿仍遥不可及；一个孩子站在几本叠摞的书上，踮起脚尖，只能奋力地看到一点点“外面的世界”；第三个孩子则站在一个由该培训机构logo搭建的、比第一个孩子个头还高的台子上，不仅轻松俯视外面的世界，甚至只要他愿意伸脚，就可以轻松跨出“围墙”。
“看了很不舒服，赤裸裸地炫耀歧视，然而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张发财说。在他看来，在这个年收入5万和年收入百万都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的国家，内部的差距必然是巨大的。因为家庭权力、财富、社会地位的不同，注定了很多孩子终其一生努力希望达到的“终点”，仅仅是另一些孩子的“起点”。
△那张令张发财厌恶的地铁广告
在他眼里，微信朋友圈就是一个残酷的“竞赛场”，今天A带着孩子去了迪士尼乐园，明天B带着孩子去品尝法式大餐，后天C带着孩子躺在马尔代夫的沙滩上……
“上次带孩子去日本，我也曾抓紧时间猛晒好几天。”张发财说，每到一个景点、餐厅，都拉着孩子各种角度拍照，别人都在吃饭，自己却在修图，发上朋友圈后，隔几分钟就刷新一次，只为看看又有谁点了赞。
有一次在某高档西餐厅，一道精致菜品端上桌，孩子突然大喊一声：“妈妈，快拍照！”然后很自然地举起刀叉，摆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邻桌的人都笑了，张发财感到很尴尬。原来，孩子已经掌握了妈妈的套路。
其实，所有孩子之间的攀比，都源于家长之间面对巨大落差时，自己的不甘心，很多人追求的，不过就是在各方面“碾压”别人的优越感。正如有文章分析所说：中产父母们期待孩子“一代比一代好”，养孩子追求“质量”和“体面”，动辄旅游住五星级酒店，童装玩具必须进口，完全是掉入了“体面”养孩子和“高质量”养孩子的陷阱。
在中产阶级育儿焦虑症背后的残酷事实是，大部分孩子长大以后很难超越自己父母所在的阶层，因为在涉及权力和利益的交换中，中产阶级上升通道及其狭窄，”关系“、”背景“、”靠山“并非中产阶级所擅长。
只是，大多数家长并没有意识到、也或许是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如同每个买彩票的人都觉得头奖说不定会砸到自己，每一个中产家长都觉得自己的孩子也许是个例外。
“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快乐更重要的事了”，这是一句很多家长都同意但却永远也做不到的“正确的话”。至少张发财已经不再可能，让孩子如当年的自己，在街边的土堆上玩泥巴、在公园的草地里捉蚂蚱。
中产阶级育儿五大鄙视链、你家中抢了么？
澎湃评论，作者/王昱
育儿鄙视链：别拿“中产焦虑”去包装病态攀比
“中产焦虑”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每隔段时间就会进入人们的视野。描摹中产焦虑的文字，总能赢得广泛的认同与转发。这回的议题是“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
很多人从动画片、旅行目的地、兴趣班、幼儿园等方面，精心绘制了金字塔状的“中产鄙视链”，高处塔尖的是价码昂贵者，在它们风光的映衬下，居于塔底的选择显得十分寒酸。
同为中产阶层，内部竟也有严酷的倾轧与分化。这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些父母不甘人后的焦虑根源。但我认为，“育儿鄙视链”暴露出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如今的社会语境下，“中产阶层”陷入了一种物化的困境。
这种物化困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方面，是一些中产父母的自我物化。绝不让孩子和没有英文名的伙伴读同一个幼儿园，一定要挑选更体面的服饰、更昂贵的早教班、更高端的旅行地，为孩子打造更奢华、更精美的成长环境，竭尽腰包所能，追逐“顶配”的童年。只有实现了这些要求，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中产父母，对物质的追求，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看待“中产阶层”时的物化眼光，习惯于用赤裸裸的物质条件去衡量一个人算不算中产——他的收入有多少、房子有多大、孩子学费有多高、每年去什么样的地方度假、会不会打高尔夫球等等。有些时候，物质水平甚至成了测量一个人中产化程度唯一的社会标尺。
中产阶层，是个看似明晰、实则模糊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准入门槛，国际国内概莫能外。但在物化的困境中，评价标准简单粗暴。网上流行的说法是，年收入超20万（一说为50万）即为中产。
其实，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关系到个人兴趣、文化品位、社会担当、政治参与、价值取向、对主流秩序的认同感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收入状况与物质享受只是众多框框中的小小条。中产不仅仅是一个收入的分野，还是一种社会概念和文化概念。在精神层面的“中产”，意味着知识的传递和应用，意味着优雅从容的生活心态。
但翻翻如今网上那些谈论中产、吐露中产焦虑的文章，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丝与财富增长而伴生的社会担当、精神追求，庸俗得只剩下抱怨房价高、抱怨工资长得慢、抱怨孩子学费贵、抱怨周围人的优越让自己不堪重负，只关心到哪儿投机能迅速实现阶层跨越，到哪儿炒房能让财富翻番，如何才能让自己和孩子更有面子，充满了对物质的迷恋与强烈的攀比。
这种对“物化”的偏执追求，正在吞噬着“中产阶层”题中应有的从容、优雅、文明、睿智，取而代之的是市井小民的怨妇情结，是功利虚荣、焦躁狰狞的群体肖像。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警惕的。
也正是由于上述的中产症候，如今除了中产内部的鄙视链，还衍生出了一条“鄙视中产的鄙视链”——只谈利益不谈责任，拿“中产焦虑”去包装病态攀比。
其实，这样的相互鄙视只是徒劳的对峙与撕裂，并不会在寻求突围中进行有益的探索。当每个人都被密集的欲望洪流裹挟，物化困境将不止是中产阶层独有的苦恼。在物质水平越来越丰裕的时代，如何让人们把聚焦于一己之身的目光，分散出一些给社会公共生活，如何让人们走出病态竞争、病态攀比的魔咒，转而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构筑起强劲的时代品格，不是大而无用的空话，而是整个社会亟须面对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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