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他也能给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在特务方面，惟有他一人掌握，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蒋、戴之间合作也相当默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及数十名国民党要员，以此逼蒋抗日。
消息传到南京，何应钦等人主张武力解决，但宋美龄等老蒋的亲属们，担心蒋的生命安全，希望和平解决。戴笠也感恐惧和担忧。特务处是老蒋个人的御用工具，他戴笠死心效忠地也只有老蒋一人。万一蒋有个三长两短，他的前途事业都将毁于一旦。当他听到何应钦决定派飞机前往西安轰炸后，更吓得魂不附体。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劝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并要求同往。宋美龄不想让戴去，她知道，许多人都对戴恨之入骨，他去事情反而会不好办。但宋子文认为，戴与张私交不错，可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戴笠则泪眼汪汪地恳求宋美龄：“夫人请让我同去吧!领袖有难我戴某怎能苟且偷安?”宋美龄被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清楚，这次西安之行，将是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一举。尽管事变之前，他已向蒋汇报过东北军的动向，但作为负责老蒋安全的特务处长，未能设法防患于未然，以致使老蒋蒙难，他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西安之行有生命危险，而坐在南京将失去以往的地位、权力、事业，与死无异，他决定孤注一掷。
戴笠一到西安，就被张抓起来，关在地下室里。张此举是为了保护戴笠，怕部下伤害他。在地下室里，戴对张说：“汉卿，你若不赶快把委员长安全送回南京，势必酿成大祸。亲日派的人都蠢蠢欲动，想置委员长于死地，好让汪兆铭来接替委员长。那时，还有你我立足之地吗?何应钦已集结了军队。汉卿，下决心吧!只要委员长平安返京，我保证你也会平安无事。”戴笠还不知道，中共代表周恩来已与张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不久，蒋同意抗日，张学良亲自把老蒋送到了南京。
飞机场，蒋一见到戴笠，便破口大骂，“你给我滚!你这时来干什么。”但老蒋回南京后，得知他平时信任的复兴社头子贺衷寒、邓文仪等，竟拥护何应钦这个别有用心的家伙以武力解决西安问题，气得拍着桌子大骂：“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并扬言要取消复兴社。对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忠心耿耿的表现，表示赞赏。西安之行，为戴笠日后独掌军统大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8年夏，汉口法租界巴黎街8号戴公馆。译电室的老王匆匆忙忙地跑进起居室，急着说：“戴先生，出事了，你看!”说着，他把手中的一份电报递给了戴。戴看过电报，脸色顿时铁青，马上坐到办公室去，提笔给蒋介石写呈文。电报是特务处福建省站长严灵峰打来的：“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逮捕。”
张超是戴笠的心腹，公开的职务是福建保安处的科长，自恃戴笠权势，也为了讨好戴笠，妄想称霸福建，发展特务武装，不把陈仪放在眼里，对福建省政府的工作，经常唱对台戏。由此引起陈不满，戴笠也不愿意与陈仪搞得太僵，决定让陈赴沪，担任敌占区的行动队长。
张超接到调令，认为自己反正要走了，何不在临走前报复一下陈仪。于是派人到处贴传单，以陈仪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有汉奸之嫌为由，提出“打倒汉奸陈仪”、“把陈仪赶出福建”、“闽人治闽”等口号，还说陈仪的老婆古月芳是日本佬。这就逼得陈仪忍无可忍，命令保安处长逮捕张超。
戴笠认为，若不赶快把张超救出来，陈仪决不会轻饶他。如果张超被处决，受损害的将不仅是他一人，而是整个特务处。戴笠想自己若是连手下的得力干将都庇护不了，以后谁还能愿意为自己卖命。因此，他冒着酷暑，赶紧去找蒋。
按照惯例，戴笠遇到紧急公务，都通过宋美龄向蒋呈送。宋美龄自“西安事变”后，对戴笠很有好感，将其视作蒋手下难得的忠实干将，对戴的态度也就显得格外亲切。
宋美龄将呈文递给蒋，果不出所料，蒋立刻电令陈仪把张超押到武汉。不料，陈仪为防止戴笠闻讯营救，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逮捕张超后立即执行枪决。
戴笠闻讯之后，极为震怒，深夜将毛人凤叫来，密商对策，要给张超报仇。毛人凤对戴笠说：“陈仪杀张超，已跟我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但目前要倒陈仪，委员长肯定不同意，眼下只有从陈的保安处长叶成开刀，杀杀陈的威风。”
戴笠听完点了点头，就去找蒋介石。蒋命陈仪把叶成押到南京。但陈事先让张群、何应钦保护他，使戴无法下手。叶在何陪同下见到了老蒋，把张超的罪行和罪证全部呈送给蒋过目。蒋把戴叫来一顿臭骂：“你又是呈文，又是哭诉，口口声声为张超喊冤。他到底有什么冤?他在福建反对陈仪，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戴笠没能扣留叶成，已经气急败坏，想不到如今又被老蒋骂了一顿，禁不住往地下一跪，耍起无赖：“校长，张超虽然有错，但罪不该死，他们说张超反陈仪贴了些标语。可张超已死，有口难辩。还望校长明鉴!”
老蒋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不禁反感地骂道：“你真无耻。”说完转身就想走。
戴笠一见更急了，他禁不住大声说道：“学生无能，并非无耻!今天，我若为个人升官发财，跪在校长面前，可以骂我无耻。我今天跪在委员长面前，是请求委员长替无辜被杀的同志报仇。我们的同志为工作遭到了不应有的牺牲。陈仪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委员长还不给我们做主，以后我就无法再干下去了。张超有罪，是我领导无方。现在我请委座准我辞职……”戴跪在地上一口气说出了这么多话。不知是气愤还是紧张，他面无血色、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以往老蒋也曾骂过他，他从未顶撞过，这是第一次。
老蒋一时也无可奈何，过去又是踢，又是打，这时宋美龄出来，算是救了场。蒋的语气也缓和了，“你想辞职?你走了，叫哪个来接替你?你快起来吧，让人家看见什么样子?你怎么能这样威胁革命领袖啊!你要知道，陈仪是政学系首领之一，你要体谅我的苦心。”
戴笠对自己刚才的举动是又怕、又悔，脑海里翻腾着“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
戴笠出于报蒋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戴也明白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心的。惟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蒋重用。他把掌握蒋的思想、行动，研究蒋的心理、性格，以便察言观色、揣摩迎合。顺其好恶，见机行事。戴对蒋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周密，其主要渠道是通过蒋身边的工作人员获得。
对特务工作，蒋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分化搞垮反蒋派、勾结日伪人员等，蒋更是小心谨慎，不留痕迹，以免授人口实。戴笠深明此理，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对蒋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局里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
蒋对部下有两点最忌讳，一是援用私人、自成体系;二是贪污。戴在这两点上，掌握的都很好。戴在用人方面，也依蒋的原则办。蒋介石个性粗暴，经常动手打下属，但其打人有两条原则：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蒋打戴笠，常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之时，再拳脚相加，完全是一种毫无顾忌的鞭挞。可见，蒋对戴信任之深，戴亦知蒋的心理，每次挨打之后，不但毫无怨言，反以能体念领袖苦心为荣。
1942年军统四一大会，引起了蒋的警戒心理。军统的发展，戴手中的权力、地位、实力，都已超过让蒋放心的程度。蒋、戴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相互戒备。
蒋迅速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以监视军统的行动，对戴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蒋介石此举，使戴很快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防范。戴也因此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其一，戴笠通过进一步表明对蒋的忠心，来减少蒋的防范戒备心理。其二，结交权贵，注意加强与宋美龄、宋子文兄妹的感情，以作靠山。戴笠经常向宋子文透露情报，多年来对宋的警卫工作予以特别关心，戴还投其所好，给他送各种进口奢侈品，请他吃饭，帮他玩女人。戴还注意笼络宋美龄的心腹。其三，加强与胡宗南的合作，以及与美国特工的合作。其四，提高毛人凤在军统的地位，以抵消唐纵的影响。其五，整肃军统，以防树大招风、引火烧身。
抗战胜利后，戴计划抢到各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职务和全国的肃奸大权。为此，戴笠从各方面作了种种准备，一切只等蒋的手令。按惯例，警察局历来是由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握。这一次戴笠却失算了，蒋亲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平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而且都是与戴不和的人，而戴推荐的人，蒋一概未采纳。
戴笠实现了抢夺肃奸大权的计划。蒋深知在抗战期间，戴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蒋也难以一时从其手中夺去，不得已让戴掌握了肃奸大权。但是，通过近几年对戴的戒备和控制，发现戴的势力越来越大，蒋更加担心了。
通过肃奸活动，戴成为政治上各方瞩目的中心，而且壮大了特务武装，戴的权力和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和膨胀，加之，戴对美国军界的影响，都使蒋不得不采取新举措。经过深入思考，蒋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亲自领导。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钱大钧曾两任侍从室一处主任，耳目众多，便于了解戴的言行。至于吸收胡宗南，正是蒋高明之处。胡、戴关系，蒋很清楚，主要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目的也还是要取得蒋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没有蒋的恩宠和培养，他不会成为今天的“西北王”，一旦离开蒋，他的所有荣华富贵将成过眼烟云。正是利用这一点，蒋吸收胡，以使其更加感激蒋的知遇之恩和绝对信任。五人小组成立后，蒋戴的较量进入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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