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刘百川十二岁，跟随妈妈离开北京，来到了彼时暴风中的埃及，意外亲历了影响中东世界的那场革命——阿拉伯之春，也见证了在时事的推进中穆巴拉克势力的土崩瓦解。
从这个时候开始，刘百川有了一个引领他人生的方向。
“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我生活在埃及——目睹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被推翻；见证社交媒体所促成的地方抗议逐渐渗透至全球的恐怖主义网络，打开了我的视野。从中东扩展到欧洲的大规模内乱，让我开始思考相对空间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一个旅行者的经历，点燃了我对地理的热情，这是一门研究‘where’背后逻辑的多元学科。\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u00A0\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摘自刘百川牛津大学申请书
来自牛津的Offer
刘百川是耀华烟台校区的应届毕业生。今年年初，他拿到了牛津大学地理系的预录取通知。作为地理系录取的唯一一位中国籍学生，刘百川命中了1/405的概率。
刘百川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爸爸是计算机博士。按说，物理和数学成绩拔尖的他，选择类似的专业似乎更顺理成章。但是还在初中的时候，他就决定了学文。
爸爸一度遗憾，一生武功不得传授。不过父子俩转念一想，他们每天热烈讨论的是时事和历史;家里更是早把衣帽间改成了书柜，百川说，“我爸太喜欢书了! 衣服无所谓，书必须要有，家里多到放不下的都是历史地理政治书。”从小他就被这样的环境熏陶长大。
九年级刘百川加入了耀华初中。他的历史和地理老师来自喀麦隆，一个踢足球的高手，按刘百川的话说，“关系好得跟兄弟一样。”
课上，他们和老师讨论各种各样的案例和事件，对于他而言，地理不是那些枯燥的、死记硬背的人口数据和地质信息，“我们学习很多案例，理解一个个事件，并经由地理学科来解构事件本身。”
政治地缘学是刘百川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真的存在吗?钉一个铁丝网意味着什么?比如为什么以色列这块地方那么重要，它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地理于我而言，不是传统理解上一个‘地理位置’，它是人类与空间的互动，是人和空间产生的问题。”刘百川说。
在埃及之后，刘百川多次前往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试图窥见中东世界复杂的地缘政治。他研究巴以冲突，研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伊拉克、叙利亚的边境问题，他也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地质的人类纪元是否真的到来。
当眼前的这个大男孩对这些国际事务侃侃而谈的时候，以学术称冠的牛津，很难忽视这样一个语速极快、思维敏捷、对这些议题仿佛有着原始的热情以及学术骄傲的年轻人。
有资历申请牛津和剑桥的，几乎都是世界各地的王牌学生。因此牛剑均以面试来选拔候选人——考核其专业能力，对于专业有多浓厚的兴趣，考察这个学生的智力和思维。
牛津是以讨论为基础、2-4对1的教授面试，在面试之前候选人需要提交一篇纯学术的文书，并完成一轮阅读和数学的笔试。通过审核后，每一个名额将有三个候选人参与面试。
回忆起准备面试的日子，刘百川又亢奋了起来，“为了准备面试和文书，我做了二十五次模拟面试，在中国比我做的还多的恐怕没几个;我改了十五遍文书，保守估计用了六十个小时。”
不过，素来多以文书议题为基础进行面试的牛津，给了刘百川毫不相干的三道论述题。“其中有一题，在我和两个教授之间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张地毯。我的题目是，判断这块地毯是哪儿产的?”
模拟了二十多次大谈气候变化、巴以冲突的面试，在这张毯子面前，刘百川把措辞过无数遍的回答全部吞了回去。
他快速地组织语言，“根据全球化的商业基础，我们在任何地方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极有可能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尝试以经济学论上一番，他提出地毯产自东南亚，因为成本最为低廉。
“结果教授说，他喜欢我的观点，但不对!他让我关注上面的图案。”百川调高了语调，表情夸张了起来，“我是一个美术天赋为零的人!”
不过他对自己的回答还算满意，“这应该是一个原始部落，人物是黑肤色，中间的建筑很华丽，旁边全是矮小粗糙的茅草屋。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这是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地区，比如巴别塔，把宗教的建筑做到最高大宏伟;另一种可能这里是极权社会，就好比1984中描绘的社会，统治者高高在上，社会极度不平等。我推测是肯尼亚。”
二十九个面试者，他成为了九个获得地理系预录取的幸运儿之一。
从九年级开始，刘百川就种下了学地理和去牛津的目标。之后的四年高中，他的每一步都在为申请打下基础。“最终的成功我认为得益于长期的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还有真的热爱。我要保证我的每一个小目标都按照规划在实现。”
刘百川有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耀华的七科IGCSE考试他有七个A*，AS考试平均分九十三分，雅思成绩八分。
刘百川在IGCSE中考获7A*获耀华全额奖学金
拿学英语举例，高一一年，他每天固定用四十分钟背单词，再通过阅读来应用词汇，直到完全掌握了一万以上的词汇量，能够满足基本的学术阅读和写作。“我对自己的计划只看结果。那会儿高一我们去英国交流，就算大家都在旁边玩儿，我也得先把我计划的三本原著看完。”
刘百川大量阅读了和地理学科相关的英文原著。“我每年读二十本左右大部头的原著，有的是大学阶段的阅读书目。这些能帮助我在更高的维度去思考，对学科的掌握程度也就更深入。”
高中期间他还不断参加和地理有关的实践活动。二零一六年九月，刘百川成为耀华杯·烟台首届模拟联合国大会主席，大会议题为气候变化;假期时，他加入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冰岛游学项目，还去往以色列参加了以“可持续性发展”为课题的夏令营。
刘百川参加以色列夏令营(右一)
参加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冰岛游学
“这些经历不仅仅丰富了我的申请文书，更重要的是它们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能将地理学科和实际联系起来。”
刘百川还信奉：“Study hard, play harder.”他形容自己打起游戏的时候，“比谁都疯狂”;到了该用功学习的时候，他就全心全意埋进学术里做一条“单线程”，周遭再喧闹他也只专注于自己的功课。
早早立下了明确的目标，基于目标而做出周密的长期规划，以及不对自己手软的执行力——对于刘百川而言，这一份收获，等于一分疯狂的玩乐和十分长期的耕耘。
因家庭原因，12岁时，刘百川和妈妈独自前往埃及生活了一年。
从幼儿园到小学，百川都在一个充满爱和包容的环境中成长，“每天开开心心没有压力，父母对我很好，我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我的童年。”
在去埃及之前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三。“可是到了埃及，一考试我一题也不会，第一次，哭得很惨。”
那是刘百川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母子两人无依无靠客居海外，“就连我去踢球，很多孩子上来就欺负我打我。我就要学会怎么去和人沟通，怎么去融入一个新环境。”
这段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刘百川不得不离开安逸，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挑战。幸运的是年少的他选择了最积极的方式去应对，“它让我认识到人不能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只有挑战才会不断激发人的潜能。”
在埃及，刘百川学会的第一课是：不要面子。“那时候我英文不好，我就竭尽所能地去和不同国家的人沟通，学习怎么说话，努力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