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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耀华刘百川:我拿到了牛津offer,但那并不等于成功

【烟台】耀华刘百川:我拿到了牛津offer,但那并不等于成功

二零一一年,刘百川十二岁,跟随妈妈离开北京,来到了彼时暴风中的埃及,意外亲历了影响中东世界的那场革命——阿拉伯之春,也见证了在时事的推进中穆巴拉克势力的土崩瓦解。

从这个时候开始,刘百川有了一个引领他人生的方向。

“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我生活在埃及——目睹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被推翻;见证社交媒体所促成的地方抗议逐渐渗透至全球的恐怖主义网络,打开了我的视野。从中东扩展到欧洲的大规模内乱,让我开始思考相对空间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一个旅行者的经历,点燃了我对地理的热情,这是一门研究‘where’背后逻辑的多元学科。\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u00A0\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u00A0

——摘自刘百川牛津大学申请书

来自牛津的Offer

刘百川是耀华烟台校区的应届毕业生。今年年初,他拿到了牛津大学地理系的预录取通知。作为地理系录取的唯一一位中国籍学生,刘百川命中了1/405的概率。

刘百川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爸爸是计算机博士。按说,物理和数学成绩拔尖的他,选择类似的专业似乎更顺理成章。但是还在初中的时候,他就决定了学文。

爸爸一度遗憾,一生武功不得传授。不过父子俩转念一想,他们每天热烈讨论的是时事和历史;家里更是早把衣帽间改成了书柜,百川说,“我爸太喜欢书了! 衣服无所谓,书必须要有,家里多到放不下的都是历史地理政治书。”从小他就被这样的环境熏陶长大。

九年级刘百川加入了耀华初中。他的历史和地理老师来自喀麦隆,一个踢足球的高手,按刘百川的话说,“关系好得跟兄弟一样。”

课上,他们和老师讨论各种各样的案例和事件,对于他而言,地理不是那些枯燥的、死记硬背的人口数据和地质信息,“我们学习很多案例,理解一个个事件,并经由地理学科来解构事件本身。”

政治地缘学是刘百川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真的存在吗?钉一个铁丝网意味着什么?比如为什么以色列这块地方那么重要,它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地理于我而言,不是传统理解上一个‘地理位置’,它是人类与空间的互动,是人和空间产生的问题。”刘百川说。

在埃及之后,刘百川多次前往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试图窥见中东世界复杂的地缘政治。他研究巴以冲突,研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伊拉克、叙利亚的边境问题,他也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地质的人类纪元是否真的到来。

当眼前的这个大男孩对这些国际事务侃侃而谈的时候,以学术称冠的牛津,很难忽视这样一个语速极快、思维敏捷、对这些议题仿佛有着原始的热情以及学术骄傲的年轻人。

有资历申请牛津和剑桥的,几乎都是世界各地的王牌学生。因此牛剑均以面试来选拔候选人——考核其专业能力,对于专业有多浓厚的兴趣,考察这个学生的智力和思维。

牛津是以讨论为基础、2-4对1的教授面试,在面试之前候选人需要提交一篇纯学术的文书,并完成一轮阅读和数学的笔试。通过审核后,每一个名额将有三个候选人参与面试。

回忆起准备面试的日子,刘百川又亢奋了起来,“为了准备面试和文书,我做了二十五次模拟面试,在中国比我做的还多的恐怕没几个;我改了十五遍文书,保守估计用了六十个小时。”

不过,素来多以文书议题为基础进行面试的牛津,给了刘百川毫不相干的三道论述题。“其中有一题,在我和两个教授之间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张地毯。我的题目是,判断这块地毯是哪儿产的?”

模拟了二十多次大谈气候变化、巴以冲突的面试,在这张毯子面前,刘百川把措辞过无数遍的回答全部吞了回去。

他快速地组织语言,“根据全球化的商业基础,我们在任何地方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极有可能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尝试以经济学论上一番,他提出地毯产自东南亚,因为成本最为低廉。

“结果教授说,他喜欢我的观点,但不对!他让我关注上面的图案。”百川调高了语调,表情夸张了起来,“我是一个美术天赋为零的人!”

不过他对自己的回答还算满意,“这应该是一个原始部落,人物是黑肤色,中间的建筑很华丽,旁边全是矮小粗糙的茅草屋。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这是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地区,比如巴别塔,把宗教的建筑做到最高大宏伟;另一种可能这里是极权社会,就好比1984中描绘的社会,统治者高高在上,社会极度不平等。我推测是肯尼亚。”

二十九个面试者,他成为了九个获得地理系预录取的幸运儿之一。

从九年级开始,刘百川就种下了学地理和去牛津的目标。之后的四年高中,他的每一步都在为申请打下基础。“最终的成功我认为得益于长期的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还有真的热爱。我要保证我的每一个小目标都按照规划在实现。”

刘百川有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耀华的七科IGCSE考试他有七个A*,AS考试平均分九十三分,雅思成绩八分。

刘百川在IGCSE中考获7A*获耀华全额奖学金

拿学英语举例,高一一年,他每天固定用四十分钟背单词,再通过阅读来应用词汇,直到完全掌握了一万以上的词汇量,能够满足基本的学术阅读和写作。“我对自己的计划只看结果。那会儿高一我们去英国交流,就算大家都在旁边玩儿,我也得先把我计划的三本原著看完。”

刘百川大量阅读了和地理学科相关的英文原著。“我每年读二十本左右大部头的原著,有的是大学阶段的阅读书目。这些能帮助我在更高的维度去思考,对学科的掌握程度也就更深入。”

高中期间他还不断参加和地理有关的实践活动。二零一六年九月,刘百川成为耀华杯·烟台首届模拟联合国大会主席,大会议题为气候变化;假期时,他加入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冰岛游学项目,还去往以色列参加了以“可持续性发展”为课题的夏令营。

刘百川参加以色列夏令营(右一)

参加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冰岛游学

“这些经历不仅仅丰富了我的申请文书,更重要的是它们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能将地理学科和实际联系起来。”

刘百川还信奉:“Study hard, play harder.”他形容自己打起游戏的时候,“比谁都疯狂”;到了该用功学习的时候,他就全心全意埋进学术里做一条“单线程”,周遭再喧闹他也只专注于自己的功课。

早早立下了明确的目标,基于目标而做出周密的长期规划,以及不对自己手软的执行力——对于刘百川而言,这一份收获,等于一分疯狂的玩乐和十分长期的耕耘。

因家庭原因,12岁时,刘百川和妈妈独自前往埃及生活了一年。

从幼儿园到小学,百川都在一个充满爱和包容的环境中成长,“每天开开心心没有压力,父母对我很好,我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我的童年。”

在去埃及之前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三。“可是到了埃及,一考试我一题也不会,第一次,哭得很惨。”

那是刘百川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母子两人无依无靠客居海外,“就连我去踢球,很多孩子上来就欺负我打我。我就要学会怎么去和人沟通,怎么去融入一个新环境。”

这段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刘百川不得不离开安逸,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挑战。幸运的是年少的他选择了最积极的方式去应对,“它让我认识到人不能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只有挑战才会不断激发人的潜能。”

在埃及,刘百川学会的第一课是:不要面子。“那时候我英文不好,我就竭尽所能地去和不同国家的人沟通,学习怎么说话,努力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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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闻转载自:中国山东网 | 作者:中国山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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